全國政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主任 朱維群

新中國建立以來，西方對西藏、新疆的干涉從未停止過，即使中國改革開放后西方對華關系總體向積極方向發展，這種干涉也仍未放棄，在特定條件下還會突然強化，造成雙方關系在一定時期內停滯、倒退。這固然給中國制造了麻煩，但給西方自己帶來的損害也不小。那么為什么西方至今不肯或不能放棄這種損人又不利己的行為呢？

帝國主義政治的延續

“西藏獨立”和“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國”這兩個分裂中國的概念，都不是中國本土產生的，而是伴隨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從外國輸入的。

1888年、1904年英國以被其殖民統治的印度為基地，兩次發起侵略中國西藏的戰爭。在1913-1914年“西姆拉會議”上，英國非法制造“麥克馬洪線”，脅迫、利誘西藏少數上層承認英國對西藏9萬平方公里土地的占領。在這個過程中，英國把中國對西藏只擁有“宗主權”、“西藏有獨立的權利”等虛假概念輸入了西藏少數上層頭腦。對于新疆，英國在同沙俄的爭奪中，一直夢想將天山南麓廣大地域劃入自己勢力范圍，蠶食中國領土，無理干涉中國內政，非法取得駐軍權。

早在十九世紀阿古柏入侵新疆時期，英國就給予大量經費和槍械支持，并與阿古柏簽定瓜分新疆領土的條約，英國同時獲得在喀什設立領事、通商、駐使等特權。1933年在英國駐喀什領事參與下，分裂勢力第一次在新疆打出“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的旗號并建立政權，鼓吹“一切操突厥語的民族和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國家”，英國又給予大量經費、槍械和兵力支持。原本產生于中亞的“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及其結合體“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國”思潮，由此在新疆擴散并禍害各族人民。

新中國成立后，“西藏問題”、“新疆問題”又成為西方牽制乃至分裂中國的重要抓手。美國先是慫恿西藏上層拒絕談判，并向西藏轉輸武器彈藥，設置軍事電臺，企圖武力阻撓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藏；繼而從1954年起由中央情報局在美國本土大批訓練“藏獨”武裝特務并派遣回藏區策動叛亂，對中國發動“秘密戰爭”。1959年達賴集團全面武裝叛亂失敗后，中情局引導達賴殘余力量流亡印度，公開打出“西藏獨立”旗號，并支持其對西藏進行長期武裝襲擾。從那時到現在，美國一直是達賴集團最大政治后臺和金主，而達賴集團則一直充當美國搞亂西藏的打手和在中國版圖上制造裂紋的楔子。

二戰結束后，美國開始將目光瞄向新疆，設置領事館，從事間諜活動，拉攏支持有反共傾向的新疆上層人物。新疆即將解放之際，美國領事館召集各路反共勢力制定“獨立建國”行動預案，支持烏斯滿匪幫與人民解放軍作戰。“9·11事件”后，美國以反恐為名進入中亞地區，對新疆分裂勢力的支持也由幕后轉到前臺。由美國霍普金斯大學一批學者2003年完成的“新疆工程”課題，否定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對中國政府造福新疆各族人民的各項政策橫加攻擊，挑撥新疆民族關系，甚至為分裂主義和暴力恐怖活動張目。美國雖然也看到“東突”組織與“基地”組織、塔利班組織之間的緊密聯系及對美國自身安全構成的威脅，但同時又把“東突”視為干涉中國內政并向中國政府持續施壓的可利用力量，對“東突”反對中國政府、破壞新疆穩定的行為大開方便之門，將中國政府反恐維穩措施統統指為“壓制維吾爾人的政治權利”、“壓制宗教自由”等等。

在西方支持下，2004年多個“東突”組織在德國慕尼黑合并成立“世界維吾爾大會”，“世維會”各分支機構及傳媒中心主要分布于西方國家。2006年美國又在熱比婭“保外就醫”后安排其定居美國，充當“世維會”主席，主掌“東突”勢力全面整合。美國國會、中情局支持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以常年撥款和單項捐款等方式持續不斷給“東突”以金錢支持。至今對“二戰”不肯認錯的日本也忽然“人權”起來，不僅允許達賴多次在日本過境、活動，還由一些人出面安排他到議員會館發表反對中國、美化日本軍國主義的演說，成立什么“日本支持西藏議員聯盟”。2012年日本支持“世維會”在東京召開第四屆大會，安排熱比婭一伙參拜靖國神社，日本右翼狂妄叫喊“日本也為了維吾爾而戰斗”。

筆者以上粗略的回顧不是為了算歷史舊賬，而是表明一個基本事實：從來就不是中國插手西方內部事務、加害西方，而是西方國家插手中國內部事務、加害中國。奇怪的是，加害者可以如此振振有詞，如此毫無羞恥感。這只能解釋為，在一些人看來，這種加害是某些國家一種政治傳統，是由于基督教信仰而獲得的神授特權，根本沒有必要顧及受害方的利益和感受。歷史與現實的不同之處僅僅在于，西方在歷史上更多是直截了當使用武力，而現在則首先依靠其在國際上的話語霸權，將他們的私利裝扮成“普世價值”。

仿佛只要一打出“人權”旗號，所有“真理”就都象土豆一般乖乖滾入其囊中，連對他們所不喜歡國家進行大規模空中轟炸、無人機定點清除都是“人權事業”所需要的。2008年美國一位司法界人士在《西藏和平之戰》一文中把“民主”的目標講得很直白：“一旦中國實現民主化，包括西藏獨立在內的任何選擇都將成為可能”。只要這種帝國主義霸權心態沒有消除，西方與中國就很難從根本上建立互信關系，中國保衛自己尊嚴、主權的防范意識和必要的斗爭就一刻也不能松懈。

  “實用主義”的利益考量

   基于“實用主義”的利益考量和基于意識形態的政治劃線，共同構成了美國外交的基本面。這同樣體現于美國對“西藏問題”、“新疆問題”的決策。

70年代，美國需要集中力量對蘇聯搞冷戰，需要從越戰泥潭中脫身，對此中國的態度至關重要，而達賴集團不僅用處不大，相反還嚴重影響中美關系的改善。此時利益考量占了上風。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后，美國大幅減少對達賴集團的經濟和軍事支持，繼1965年中情局停止對盤據在尼泊爾王國木斯塘地區的達賴集團主要軍事力量的空投后，1974年更聽任尼泊爾政府軍對這股力量予以殲滅。達賴集團一度在國際上形同棄兒，煢煢孑立，形影相吊，不得不把“西藏獨立”的旗號改換為“中間道路”，走上“大藏區高度自治”的“曲線藏獨”道路。達賴對美國行事方式心知肚明，他在其《自傳》中多次埋怨“美國政府卷入西藏事務并不是為幫助西藏，而僅僅是冷戰時期對付蘇聯的戰術需要”。

1989年3月5日拉薩發生大規模騷亂事件，接著北京發生“六四”事件，此后國際上相繼發生蘇東劇變，此時美國強烈感覺，對于搞亂、遏制社會主義中國來說，達賴還是大有利用價值的。于是1989年10月，作為懲罰中國的一項措施，諾貝爾和平獎的桂冠及時落到達賴頭頂上，1991年美國總統第一次接見達賴，由此開西方國家首腦人物會見達賴的惡劣先例。“達賴股”在西方突然大幅升值，西方社會一般民眾知道人世間有個達賴的存在，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受此鼓舞，達賴宣稱“三年內一定要把西藏搞成獨立國家”，“不和一個即將垮臺的中國政權談判”。令美國和達賴遺憾的是，這一希望的破滅和它的到來一樣快。

2008年西方看準中國成功舉辦北京奧運會的急切心情，認為又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來了。先是2007年美國把只有為美國作出過巨大貢獻的人才能獲得“國會金獎”高調授予達賴；繼而2008年達賴集團一手制造了拉薩“3·14”打砸搶燒暴力事件；然后是西方一些國家相繼發生暴力攔截奧運火炬傳遞事件；與此同時，西方領導人以集體抵制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威脅、羞辱中國，壓中國政府對達賴集團作出政治上的讓步。只是由于西藏局面迅速恢復正常，全中國人民和全球華僑華人群起發聲支持中國政府，強烈反對達賴集團和CNN等西方媒體辱華事件，西方才沒敢把事情做絕。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持續快速的發展使西方陷入一種矛盾狀態：一方面誰都希望搭上中國這趟快車，盡可能從中國的發展中獲取利益，特別是從經濟、金融危機的泥潭中拔出腿來；另一方面，又由于害怕中國打破西方主導制定的國際游戲規則和利益格局而恐懼和焦慮，竭力利用一切機會遏制中國，并始終存有利用中國多民族的國情使中國像蘇聯、南斯拉夫那樣走向分裂的“愿景”。所以人們看到某些規律性現象：當中國平穩發展時，西方領導人登門示好唯恐落后，而西藏、新疆一旦發生一點兒事，這些人立即翻臉不認人，惡言相加，同樣唯恐落后，當然這并不妨礙西藏、新疆恢復常態時，他們的憤怒馬上又轉回到溫和，態度轉換之快速，往往達到匪夷所思程度。

某些國家新領導人上臺時，一定要不顧中國的強烈反對會見達賴，然后又私下向中國保證不會再有這樣的會見發生，爭取兩國關系“轉圜”，此后便是率領一個龐大的商貿代表團訪華，獲取商業利益，下一屆領導人上臺周而復始。當某些國家違背國際關系準則的行為遭到中國反擊時，其政府、議會、法院以“三權”分立、互不管轄為由互相踢皮球；幾個國家領導人在一個時期內先后會見達賴，形成多層次的壓力分擔“共犯機制”。

對付“實用主義”，完全靠說理是不行的。只有當“實用主義”者感到他的一套不再“實用”，才有改變的可能。也就是說，只有當西方感到“西藏問題”、“新疆問題”已經不再具有特殊利用價值，其無理干涉才會消減 ，而要達到這一點無疑還需要假以時日。

“雙重標準”和“選擇性失憶”

美國把世界上的國家分為“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表面以是否實行多黨競爭式的“民主選舉”為標準，實際上就是看聽不聽美國的話，符合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由于社會矛盾的積累和經濟危機的壓力，近年來美國及其盟國或親美國家多次發生大規模民眾抗議活動，當局不同程度采取了彈壓措施，對此美國從不加以指責，包括對過度鎮壓行為不置一詞。但是，2008年拉薩“3·14”事件中，由達賴集團一手煽動組織的暴力犯罪分子半天打死、燒死無辜漢藏群眾18人，重傷數千人，西方卻一邊倒地把暴力犯罪分子描繪成“為藏民族權利而進行和平示威的民眾”，指責中國政府“暴力鎮壓和平示威人群”。筆者那時訪問歐洲多國，沒有一位政要、一家媒體對18名死難者表示過半句同情，仿佛這些受害者本來就是該死的。同樣，在2009年烏魯木齊“7·5”事件中，暴力犯罪分子一天之內殘忍殺害無辜群眾197人，西方同樣把同情心放在暴力犯罪分子一邊，相反指責中國政府恢復正常社會秩序的措施是“鎮壓”行為，要求中國“克制”。直到現在，幾乎每次藏區發生“自焚”事件、新疆發生暴力恐怖事件，西方都把犯罪分子說成“政治異見分子”、“民主人權斗士”、“試圖逃離壓迫的難民”，相反卻無理指責中國政府，要求確保犯罪分子“享有根據中國的國際人權責任范圍應當享有的相關保障和自由”。

“雙重標準”最近一個例子，是2013年底美國置中國遣返恐怖嫌犯的要求于不顧，將在關塔那摩基地關押的最后3名中國維吾爾族囚犯移交給斯洛伐克，理由是這些人如果被遣返中國可能遭受拷問。此前，2006年美國曾將3名同樣情況的囚犯移交給阿爾巴尼亞，此后幾年中又有16人被陸續送往其他國家。如果說這些人不構成恐怖活動分子，美國政府又恰恰宣布不允許他們進入美國國境。顯然，在美國看來，恐怖分子如果是針對美國的，就必須嚴懲不貸，而且要求各國必須配合美國“反恐”；如果是針對中國的，就要像寶貝一樣保護起來。

為了貫徹“雙重標準”，一向以客觀、公正、中立相標榜的西方媒體對反映達賴集團本質的種種劣行長期采取“選擇性失憶”方針。閉口不談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及達賴本人就是一個占有27座莊園、30個牧場、6000多農奴的大農奴主；閉口不談達賴集團1959年發動血腥的武裝叛亂、長期煽動策劃暴力恐怖事件；閉口不談達賴企圖將中國9萬平方公里領土出賣給印度；閉口不談達賴與日本“奧姆真理教”麻原彰晃一伙用沙林毒氣殺人的罪犯長期相互勾結、吹捧、利用的親密關系；閉口不談達賴在國外藏胞中實行宗教專制，對杰千修旦傳統信仰者趕盡殺絕的行徑；閉口不談達賴赤裸裸鼓勵“自焚”的大量煽動性言論……這一切被隱去之后，西方媒體成功打造出一個笑瞇瞇的、全身心沉浸于宗教的、遠離政治的、嚴格遵守非暴力原則的、超凡脫俗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人見人愛的“老頑童”。這種長期系統的“洗腦”極大誤導了西方公眾，使他們不能了解真實的達賴，當然也就不能正確了解中國政府對達賴集團斗爭的正義性和必要性。

但是，“雙重標準”并不總是只給美國帶來利益。由美國支持創建的“基地”組織后來給美國帶來一個“9·11”，在“阿拉伯之春”中對一些國家反政府武裝中的極端勢力網開一面，予以保護和利用，但這些力量壯大起來以后，已經并將繼續給美國的安全造成新的傷害。同樣，美國早晚會明白，“雙重標準”保護下的達賴集團、“東突”勢力終將是其國家利益的負資產。  

對中國歷史和現實的無知

西方在涉藏涉疆問題上很多錯誤看法，與其對中國的歷史傳統和現實狀況缺乏了解有關。本來，對一個遙遠國度缺乏了解是難免的事，但是如果還要以此為自己構建 “道德高地”，對別國內部事務橫加指責與干涉，就會人為給雙邊關系制造長期的麻煩。

歐洲歷史上長期處于封建小邦割據狀態，通常由這些小邦組織成聯邦，但各個邦國仍然擁有獨立主權，而無統一的中央集權政府。這種狀況給近現代歐洲國家結構以深刻的影響。十九世紀以來歐洲適應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需要，“政治的和民族的單位應當一致”理念上升，加緊走向“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多民族的奧匈帝國崩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民族大移民使“民族國家”概念進一步固化，與此同時一批殖民地國家獨立成為新的“民族國家”；冷戰后又有多民族的蘇聯、南斯拉夫解體。

通過“民族自決權”實行“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似乎成為西方認識世界各國國家構建問題的“通用標尺”。這一“標尺”固然推動一些國家在特定條件下得以實現與歷史問題的切割，但是也造成了印巴分治、波黑戰爭期間發生的暴力和悲劇。當今世界多數國家都存在多個民族成分，如果按“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徹底搞下去，包括西方在內的許多國家將無休止地面臨新的分離運動的困擾，事實上，這種困擾已經在給歐洲帶來新的不安定。

而用這把“標尺”來衡量中國是根本行不通的。自秦漢開始中國就成功實現了中央對全國的有效集權管理；幾千年來中華各民族共同締造了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中華各民族長期相互交往、交流、交融，形成從經濟、政治、文化到血緣關系上全方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休戚與共、相互依存關系；中華各民族近代以來在捍衛祖國統一、抵抗西方殖民侵略中，凝聚力和向心力空前增強，形成了“中華民族”的認同自覺。國家統一就能強盛，國家分裂就遭欺凌，成為中國人從自己歷史中得出的最重要教訓。這樣的政治、文化傳統和人民的現實利益，使得包括藏族、維吾爾族在內的中國人視國家統一如生命，絕對不能容忍任何人以任何名義從事任何分裂中國的活動，絕對不允許在中國內部搞什么“民族自決”、“民族分離權”。

二、三百年來西方在世界上的強勢地位，使得許多西方人染上了盲目的民族自大癥，把自己的政治發展途徑、理念視為世界上唯一模式，不了解也不想了解發展中國家的歷史特殊性和人民的感受，想當然地把中國對西藏、新疆的主權地位同他們所熟知的本國對發展中國家歷史上的殖民統治等同起來。多次有西方政要和媒體記者氣宇軒昂地對筆者發問：“為什么‘西藏獨立’是中國政府不可接受的，是因為西藏在經濟上、戰略上非常重要嗎”，“中國能不能拋開主權、領土完整問題而承認西藏、新疆的自治”，“中國為什么不能允許歐盟派獨立的外交官小組去西藏調查真實情況”……一些西方學者把他們所不能理解的中國定性為“偽裝成現代統一國家的帝國”，根據歐洲的“經驗”，不斷預測中國民族問題馬上就將面臨“深刻的總體危機”。筆者一方面對西方“精英”中有這么多人對中國的政治傳統、西藏與新疆的真實情況和中國政府的政策缺少基本的了解感到驚訝，一方面又為他們面對迅速發展的中國而仍然抱著阿Q式的“先前闊”心態感到悲哀。

西方與中國在國家的民族構建理念上的分歧，給中西方關系造成一個潛在的爆點，這就是一方面現在所有西方國家均承認“西藏、新疆屬于中國”，沒有一國與達賴集團、“東突”勢力建立外交關系；另一方面，這種情況并不妨礙西方勢力認可達賴集團及“東突”勢力擁有要求“西藏獨立”、“新疆獨立”的權利，并從各方面予以支持。如果中國大局一旦有變，西方國家馬上就可以背棄國際法準則和自己的承諾，對“西藏獨立”、“新疆獨立”予以外交承認，如同他們在肢解南斯拉夫時所做的那樣。所以中國必須清醒看到，目前西方對中國于西藏、新疆主權的承認，不過是中國自身實力在國際關系這面鏡子中的反射，雖然也束縛了一些國家支持達賴集團、“東突”勢力的手腳，但對中國實質性加分作用有限。中國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不能建立在西方的“承認政治”基礎之上，最終只能建立在自己的歷史政治傳統和日益增長的實力基礎之上。

同時要指出，在今天國際關系中，“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主要是西方用來分裂他們所不喜歡的“專制國家”的，如果其本國有不曉事者試圖借這把“標尺”也分出一塊土地去，一定會被以各種體面的理由打壓乃至剿滅，絕不會允許其成為事實。這樣的鬧劇人們已經看得足夠多，而且現在還在上演。

遠離真實的“香格里拉”神話

由于西藏高寒閉封的地理環境和不同歷史時期政治上的原因，西方社會迄今對西藏缺少客觀全面的了解。西方社會對西藏有限的模糊印象，首先來自早期歐洲形形色色的傳教士、探險家、勘探者等等。由于西方進入工業社會后矛盾叢生，其固有精神支柱已經難以滿足人們精神、信仰上的需要，一些較早與西藏有過不同程度接觸或者根本沒有接觸的人們在對西藏山川的壯美和富有特色的文化表示贊美的同時，出于各種不同的目的，把西藏想像成一片未受現代文明污染、沒有戰爭、沒有饑餓和犯罪、富有神秘主義的古老智慧而與世隔絕的國度。

1933年出版的詹姆士·希爾頓《消失的地平線》虛構出一群偶然來到“香格里拉”這個佛教社會的白種人故事，“這里每個人的生活都被瑞祥與幸福所灌滿”的描述促使更多西方人把藏區想象成為一個世外桃源，使“香格里拉”成為經濟危機中西方人“心靈的止痛藥”。甚至納粹德國也試圖從這里找到可以統治世界的“神秘力量”，一個叫海因里希·哈勒的納粹分子受命前往西藏與上層建立聯系，此人從1946年起給十四世達賴充當政治顧問和英文教師，直到1951年才逃離西藏。在其《西藏七年》一書和相關采訪中，把封建農奴制統治下的西藏描述為“地球上的最后一片凈土”、“我們西方人在現實生活中遺失的東西在這個世界屋脊的城市里都可以找到”。1997年好萊塢把這本書改編為電影，不僅掩蓋了作者的納粹身份，而且捏造情節否認西藏歷史上就是中國一部分，把和平解放歪曲為“中國入侵西藏”，蓄意誤導西方公眾。

1959年達賴集團武裝叛亂失敗后，一批藏人流亡國外，特別是1989年后戴有諾貝爾和平獎桂冠的達賴本人頻繁出現于西方公眾面前，許多人以為這回終于見到真實的“西藏”。盡管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西藏向西方人敞開了大門，但西方對西藏的科學而不帶偏見的研究仍然極為罕見，相反，好萊塢式的公關宣傳使更多人淪為香格里拉神話和達賴政治謊言的囚徒。

長期流亡生活的磨煉使此時的達賴對西方政治游戲規則和媒體運用技巧爛熟于胸，加上西方各種勢力的刻意編造和炒作，使得本來就對中國歷史和國情缺乏認識的公眾普遍形成一種印象：西藏是一個神秘的、宗教的、和平的國度，達賴是一個具有高尚人格、慈悲心懷的半人半神式宗教首領，是萬惡的中國人占領了西藏，趕走了達賴，破壞了西藏的美好、幸福、寧靜。

這種認識同西方傳統上的優越感結合，使西方社會不僅在政治上幾乎一面倒傾向于達賴，而且在所有涉藏問題上變得情緒化，包括反對西藏的任何發展，所有道路、礦業、水利、城市建設及民生改善，都被視為中國人對西藏傳統文化和生態環境的蓄意破壞，只要達賴沒有回到西藏恢復其舊有權力，中國政府在西藏所做的一切都是邪惡的。近年來，筆者多次遇到西方記者當面指責中國政府幫助西藏農牧民改善居住條件是蓄意限制藏人游牧自由，破壞他們的游牧傳統文化。筆者的回答是：且不說這種指責完全沒有事實根據，眾所周知，人類的發展從游牧到農業定居，再到現代城市，這是一種進步。如果一些人自己享受著現代城市、現代文化的生活，卻要求我們的藏胞過那種沒有自來水、沒有電、缺少學校和醫院的游牧生活，是完全違反人權的。你們自己可以先退回到游牧生活試試！”

在西方社會的政府、議會、媒體、社團、公眾等層次中，政府、議會、媒體要對公眾在涉藏涉疆問題上錯誤觀念的形成、對有關國家與中國關系的階段性惡化負主要責任。但是，公眾中這種錯誤觀念一旦形成，就會以“民意”的形式反過來通過議會、媒體對政府施政形成壓力。這就造成一些西方國家首腦明知會見達賴將招致中國的強烈反對，有損于本國利益，而為了選票仍然不得不制造各種借口會見達賴，乃至發生西班牙法官借起訴中國領導人討好“民意”的丑劇。但是，仍然要指出，在更多情況下，這種“民意”充當著西方領導人搪塞中國的現成借口。在中國的世界分量日益加重條件下，西方一些國家如果不能下決心跳出這種惡性循環，受害的最終還是自己，而且受害程度將越來越深。

中國掌握著主動權

改變西方在涉藏涉疆問題上的態度，需要中國創造條件使西方社會更多地了解西藏、新疆歷史和現實的真相。但這并不是問題的關鍵。因為西方“精英”作為“西藏問題”、“新疆問題”的制造者，對真相的了解不比我們差多少；他們也完全了解有關國際關系準則甚至就是這些準則的參與制定者。問題的關鍵在于，除非中國同意西藏、新疆分裂出去，是不可能使他們滿意的。因此，中國第一位的任務是丟掉一切不切實際的幻想，把中國自己的事辦好，把西藏、新疆的未來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該發展就要發展，該維穩就要維穩，完全不必在意西方說些什么。只有使西方認識到中國的強大是不可避免的，使西藏、新疆脫離中國只是一場“美麗的”夢，而西方的利益在于發展、保護同中國關系而不是相反，才可能促使西方轉換一下思路。

中國在涉藏涉疆國際斗爭中要擺脫單純防御狀態，敢于打進攻仗，以西方國家為重點，主動開展預防性外交，主動對媒體闡明中國的原則立場。對一切挑釁行為必須給予堅決、當面回擊，有來必有往，使其感到涉藏涉疆問題并不是他們相像中的中國“軟肋”，在這里討不到什么便宜，相反，誰敢損害中國的核心利益，誰就會自取其辱，就要付出代價。任何情況下都堅持外國國家領導人不能會見達賴的紅線。

隨著中國對國際事務更多的參與，隨著西藏、新疆對世界開放程度的提升，越來越多的西方人對西藏、新疆有了比較符合實際的了解，西方輿論中終于出現從特定視角揭露達賴集團、“東突”勢力真實面貌，反思西方對華政策及西方自身“人權紀錄”的聲音。盡管這些聲音在西方還很孤立、弱小，備受圍攻，但它代表了一種歷史的趨勢，中國應給予公開、有力的支持。

這一切無疑需要做長期、艱苦、細致的工作，需要足夠的耐心，但時間在中國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