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三農”，為農民說話，是一種不斷探索的過程。關注“三農”，為農民吶喊，將是我參政議政的主題。

　　在我的政協生涯中，深感政協這個大舞臺的激情與睿智、犀利與和諧，使我有機會一直關注“三農”并為之吶喊。

　　1997年，我被市青聯推薦為九屆長春市政協委員。2001年加入民進，我又由民進推薦為十屆、十一屆市政協常委。剛當政協委員時，我還不到40歲，正在國外留學，利用在國外的機會，捕捉參政議政的信息。我開始思考中國的農業問題，有意識地了解國外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情況，多次到農民家中走訪，農業協會、農業保險、農民社保、農民不交農業稅、農業補貼政策、農民流動不受戶口限制等各種思想和概念，都是那時進入我腦海的。對比國內的“三農”情況我感到，隨著社會進步，農民必然，也必須能充分享受到全社會的改革發展成果，“三農”問題能夠，也必須逐步解決。1999年1月12日，我在《吉林日報》發表了《走出“口號農業”》的文章，提出“反哺農業，增加農民收入”，這在當時是很“扎眼”的標題。

　　1999年1月的長春市政協九屆二次會議，我提交了《關于提高我市農業比較效益的建議》。當時市政協并不熟悉我，令我沒有想到的是，該提案被選為大會發言。當時我非常高興，感到終于有機會在政協大會上表達自己的觀點了。大會發言反響良好，后來我的材料被市政協九屆二次會議列為“第7號提案”，這是我的第一份政協提案。諸如取消農業負補貼、制定農業補貼政策，樹立大農業思想、實現農業系統內部補償，搞好農產品轉化、提高附加價值的思想，都是當時提出來的。

　　到了2002年12月，在長春市政協十屆一次會議大會自由發言中，我又一次提出取消農業稅的觀點(比國家實施早3年)。盡管當時大家認為不可能取消農業稅，但是由于是對農民問題的關注，依然贏得了臺下熱烈的掌聲。從此，無論是大會發言，還是視察發言；無論是發表文章，還是撰寫提案，我都緊緊圍繞解決“三農”問題這條主線。盡管“三農”問題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只要我的想法能夠推動“三農”問題的解決，能夠給農民帶來一點實惠，我就心滿意足了。

　　據不完全統計，九、十兩屆長春市政協期間，我在市政協全會和常委會議專題發言12次，政協論壇發言4次，擔任電視政協論壇嘉賓4次，提交大會提案12件，在媒體發表文章50余篇，內容涉及到農業節水、水產業化、黑土保護、建立耕地質量檔案、荒漠化防治、農村勞動力轉移、城市化與農村人口流動、發展高端綠色食品等內容。為農民說話成了我的“第二專業”。記得到雙陽調研時，一位農民曾對我說，“我們在收音機中聽到過竇委員為我們說話”。這句話也充分體現了我為農民鼓與呼的價值。

　　關注“三農”，需要不斷地調查研究，積累資料尋找新的切入點，為此，我花費了很多時間。例如《城市化與農村人口流動》發表在《長春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研究》中，里邊有上千個數據。“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在吉林省政協首屆發展論壇上作了大會發言，受到時任吉林省省長洪虎的好評。這種認可與我當時在雙陽、農安、榆樹等地深入調研是分不開的。盡管我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任務繁重，但為農民說話搭再多的時間我也無怨無悔。

　　目前，國家高度重視“三農”工作，以前提出的問題基本上進入實際解決和操作程序。但“三農”問題遠遠沒有解決，有些問題目前還表現較為突出。例如，如何保障農民真正從糧食生產中得到收益問題、農民純收入統計失真問題等等，這些也將是我下一步關注“三農”的重點課題。關注“三農”，為農民說話，是一種不斷探索的過程，是主動思考的過程，是系統研究的過程，永無止境。關注“三農”，為農民吶喊，將是我一生的參政議政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