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５日１９時，杭州市政府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將從次日零時起，在原有“錯峰限行”基礎上，對小客車采取控制總量措施。杭州由此成為繼北京、上海、廣州、天津之后，又一個實施汽車限牌限購的城市。

　　經歷過幾番限牌傳聞和政府相關部門辟謠的“拉鋸戰”之后，杭州市政府這個“空降式”的限牌決定，還是讓部分市民感到突然。當“拉動內需”遭遇“節能減排”，怎樣才能兼顧效率和公平？

　　杭州出臺限牌政策　八成搖號兩成競價

　　新聞發布會現場，杭州市政府副秘書長朱云夫說，根據國務院《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和今年３月１日起開始實施的《浙江省機動車排氣污染防治條例》的規定，杭州市政府決定３月２６日起，在包括所有縣市區在內的全市范圍實施小客車總量調控管理措施。實施限牌之后，杭州市每１２個月配置的增量額度為８萬個，這個數字是去年一年杭州市新增小客車數量的一半。

　　杭州的限購限牌措施采取搖號與競價相結合的方式，其中八成采取搖號方式，其余兩成采取競價方式。同步公布的《杭州市小客車總量調控管理暫行規定（征求意見稿）》，每個車牌的競價指標設保留價１萬元，單位和個人分別競價，不設最高限價。

　　“采取搖號和競價相結合的方式，是為了兼顧公平和效率。”朱云夫說，措施出臺前，杭州市曾走訪調研了多個實施限行的城市，最后分析發現，北京采取的１００％搖號措施雖然在最大程度上確保了公平，卻損失了效率；上海的搖號確保了效率，但卻更有利于高收入家庭。

　　廣州和天津則將兩者進行了結合，采取搖號和競價五五對開的方式。“之所以將限牌數量的兩成設定為競價方式，是為了解決部分急需用車者的剛需。但同時，我們希望能把更多的購車機會留給普通家庭。”面對記者咄咄逼人的提問，杭州市交通運輸局局長范建軍表示，根據杭州市人口總量和機動車駕駛執照的申領情況，有關部門預計，推出限牌限購措施后，每個搖號者的中標幾率約為１／２５到１／３０，相比其他已經實施限購的城市，申領成功率更高。

　　為鼓勵更加健康環保的出行方式，杭州市還規定，對購買新能源汽車者，隨購隨上牌，不受限購影響。“去年杭州新能源汽車的購買量約為３０００輛，我們希望新政的出臺，能夠鼓勵更多消費者選擇新能源汽車。”杭州市交通運輸局副局長陸獻德說。

　　為確保治堵成效，限購的同時，杭州市還宣布自２０１４年５月５日起，對原已實施的“錯峰限行”時段進行調整和延長。對浙Ａ牌照車輛，仍按原有限行規則處理，即每天限２個尾號，限行范圍不變；對非浙Ａ牌照車輛，在“錯峰限行”區域范圍內和城市高架道路實行工作日早晚高峰期間“全號段限行”。

　　限牌傳聞背后的治堵和環保困境

　　此前的限牌傳聞已經讓杭州車市幾度升溫。受到近日即將限牌傳聞的影響，２４日上午，原本十分冷清的周一汽車市場異常熱鬧。“這回是動真格了，我們已經連夜把杭州周邊城市的現車都調運過來了。”浙江萬國長安福特４Ｓ店銷售顧問陳小姐說。

　　看似“空降式”的限牌措施背后，則是日益擁堵的城市交通和不斷爆表的霧霾天氣。截至２０１４年２月底，杭州市機動車保有量達到２５９．８萬輛，過去一年凈增達到２７．６萬輛，機動車保有量居全國第７位。杭州市交通擁堵指數平臺數據顯示，２０１３年杭州交通擁堵指數為“８”以上，全市早晚高峰平均車速已低于國際擁堵警戒線２０公里／小時。

　　與擁堵一樣令人憂心的是不斷爆表的ＰＭ２．５數據，２０１３年杭州市先后遭遇５次大范圍嚴重霧霾天氣。據環保部門測算，杭州市機動車尾氣排放對大氣ＰＭ２．５的貢獻率高達３９．５％。

　　杭州市民陸茜茜說，《道路交通安全法》關于申請機動車登記的條款中，沒有對號牌指標或配額提出任何限制要求。“現在各地政府都在說簡政放權，政府不該對法律沒有禁止的內容進行干涉。”

　　“限購政策事關百姓，重大措施應該舉行聽證會。”杭州一家民營企業的董事長董紹林說。除了個人之外，企業也在杭州本次限牌的范圍之內，他對此感到很不滿。

　　市民蔣云芳說：“治理杭州堵局迫在眉睫、節能減排要求步步緊逼的確是不爭的事實，通暢的交通和買車的自由，魚與熊掌不可兼得，限牌更像是治堵無奈的底牌。”

　“拉動內需”ＰＫ“節能減排”　政府決策考量智慧

　　有業內人士分析，治理擁堵和環境保護的現實需求使得政府使出了限牌這個“殺手锏”，這也說明現實狀況與刺激汽車消費之間的沖突正在不斷加劇，而治堵和環保的需求正日益占據上風。

　　２００９年，在購置稅減征、汽車下鄉以及以舊換新等汽車消費政策的利好刺激下，中國汽車市場一躍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消費市場。此后的幾年，中國車市仍高歌猛進。盡管這些汽車消費利好政策已經逐漸退出，但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中，擴內需、促消費被寄予厚望。

　　“從擴大內需的角度來說，汽車是很重要的一種消費品，限牌措施將迫使市場需求被抑制，這也是治堵和環保倒逼下不得已的手段。但是讓老百姓被迫為城市規劃滯后、環境污染的問題來‘埋單’，這樣的方式是否合理還有待商榷。”一位業內人士分析。

　　浙江省社科院調研中心主任楊建華說，“限字令”并非萬能藥，當前有些已經實施“限字令”政策的城市，治堵、治污效果并不明顯。霧霾、堵車、噪音等由汽車過多引發的“城市病”并非中國獨有，根本方法還在于轉變城市發展思路，出臺市場化引導手段等深層次的治理。

　　也有專家表示，“城市病”不僅是機動車輛增加的原因，還包括城市規劃、公共交通網絡建設、政策的引導、參與者的文明程度等等。其中很重要的是公共交通體系的不健全。城市發展不應該只注重城區范圍的擴張，還應著力加強市內公共交通網絡的建設，以及公共交通服務能力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