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加強重點領域立法，拓展人民有序參與立法途徑。《四川省依法治省綱要》也明確提出，要建立社會各界參與立法的機制，發揮政協專家學者的優勢。

　　2013年，四川省政協社會法制委員會（以下簡稱“省政協社法委”）與省政府法制辦就如何更好地開展立法協商進行研究和探討。2014年初，省政府法制辦將《四川省人民政府2014年立法計劃》分送部分省政協委員和專家學者，經研究討論，確定把《四川省規范行政執法自由裁量權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和《四川省灰霾污染防治辦法》作為今年立法調研（協商）議題。

　　3月26日至28日，四川省政協社法委組織部分省政協委員、專家學者分成兩個調研組，赴成都、自貢、遂寧、內江四市就《規定》開展立法調研。這是省政協首次在政府立法前開展的協商實踐。

　　“自由”是把雙刃劍

　　據成都市環保部門反映，截止2012年，與環保有關的法律8部，行政法規10部，四川省地方性法規4部、部門規章7部，地方政府規章2部。因此，行政執法自由裁量空間過大，執法人員裁量尺度把握不統一，就可能會出現同案不同罰的現象。

　　同案不同罰不僅僅是成都市環保部門的現實困難，更是所有執法部門的通病。2012年8月，遂寧市率先在全省出臺規范行政執法自由裁量權的政府規范性文件——《遂寧市規范行政執法自由裁量權規定》，到2012年底，該市對行政處罰、行政許可、行政給付、行政裁決等7類行政執法權5000余項進行量化，為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尺子”劃上刻度。

　　“細化規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規范自由裁量權。”省政協委員李正國認為，只有細化了才可能做到自由有度，裁量有據。

　　但是也不是越細越好。西南民族大學教授鄧建民提到，要留出空間供“彈性執法”，在執法時要考慮到地區差異及行業差異。

　　其實“自由”是把雙刃劍，發揮得合理與否直接影響到社會的公平正義，關鍵在于發揮執法人員的主觀能動性。省政協委員謝佳佐談到，在他自己代理的行政訴訟案件中，發現盡管執法結果是在法定的范圍之內，但是執法人員往往會利用執法程序上的紕漏，因此要注重執法程序要合理合法。

　　市場的問題交由市場處理，政府必須管的就必須要管好。省政協副主席趙振銑認為，在此次《規定》意見征求稿中，要著重突出程序上的規范性，加強頂層設計。由于行政執法涉及面太廣，不可能逐一作規定，可以將具體執法下放到地方或者行業，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政府也就不需要為繁雜的執法規定所累。

　　行政執法的“命脈”

　　不可否認，行政執法自由裁量與權力尋租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既然政府政策干預和行政管制能夠創造“租金”，自然就會有人要進行尋求這種干預和管制從而獲取“租金”的活動。規范行政執法從紙上到實踐，觸動部門利益必然會遇到阻力。

　　以非法運營為例。《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運輸條例》第六十四條規定，“違反本條例的規定，未取得道路運輸經營許可，擅自從事道路運輸經營的，由縣級以上道路運輸管理機構責令停止經營；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處違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罰款；沒有違法所得或者違法所得不足2萬元的，處3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到底罰多少？很大程度上與執法者的素質有關。不僅僅包括能做到不徇私舞弊，而且還包括執法水平以及執法態度。省政協委員朱赫在調研中了解到，即使不存在權力尋租，也可能因為執法人員官本位思想作祟，把執法對象的“講理”當作“無理取鬧”，從而作出過重或過輕的裁決。

　　如何把握行政執法的“命脈”，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里，推動政府向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轉變？調研組對《規定》意見征求稿中的監督執法部分提出建議。

　　省政協委員侯水平認為，加強執法監督可以有效化解這個問題。盡管當前各部門都有著內部監督機制，但是由于不公開，所以就得不到公眾的信服。實際上，當前執法失當確實存在難以追責的問題。因此，他建議可以引入群眾監督、網絡監督等公眾樂于接受的方式。

　　“交警在執法時可以配備執法記錄儀，其他執法部門是否也可以考慮采用這種方法？”省政協社法委主任黃啟國建議，除少數涉密的內容可以保留外，其他執法結果都應盡量公開，而且，具體的責任要落實到具體的人身上，不能總是靠“集體協商”來躲避責罰，這樣才能到起到倒逼作用。

　　在這一輪規范行政執法自由裁量權浪潮中，各級政府法制辦被推向更重要的位置。省政協委員曾文忠認為，最根本的是要增強內生動力，不能全靠外部監督，因此要從評價、考核、處罰等方面建立完善的責任追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