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歷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長之后，我國經濟進入了轉型升級階段。完成這個階段的歷史任務，我們就能贏得新一輪的經濟持續增長。在此階段，要在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更好發揮政府應有作用。要通過不斷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增強宏觀調控能力，盡快實現國民經濟轉型升級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是靠高投資、高消耗、高污染來實現的，直接導致了目前產能過剩、污染嚴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局面。當前，提高最終消費率特別是居民消費率，降低投資率，從而化解產能過剩的難題，成為宏觀調控所面臨的突出任務。只有加快轉變發展方式，才能解決當前經濟運行中面臨的諸多難題，釋放經濟發展新潛力，克服經濟下行的壓力，引導經濟走向科學發展的道路。當前轉變發展方式的緊迫任務：

　　一是擴大居民消費。要繼續把改善居民住、行條件作為擴大消費的重點。要擴大公共服務，改變公共服務長期供給不足的狀態。加快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要采取優惠政策，鼓勵擴大就業，增加居民收入。

　　二是加快發展第三產業。去年，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雖然已達46%，超過了第二產業，但是應當看到，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占全社會從業人員的比重僅為36%。全世界的平均水平為60%，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也在50%。如果經過5年到10年的努力，將我國第三產業從業人員的比重提高到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提高14個百分點，就能新增1.1億個就業崗位。這不僅能滿足居民多層次的服務需求，降低企業的流通成本，而且能帶動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從而帶動消費水平的提高。一年多來，“營改增”的試點已經取得明顯成效，應加快在全國第三產業的各個領域全面推開，為第三產業發展創造更好的政策環境。只要改革到位，第三產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必將在未來10年內出現一個持續、井噴式的增長，成為穩增長的重要支撐。

　　三是大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繼續鼓勵企業、科研單位、大學增加科技研發投入，用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成果帶動產業升級，逐步提升我國產品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推動我國工業產品由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轉變。

　　四是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我國農村人口尚有6.4億人，農業勞動力尚有2.6億人。實現現代化的過程，本質上就是農村人口和農業勞動力不斷減少的過程，也是農業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縮小的過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部署，為土地向合作社、家庭農場、農業公司流轉，發展規模化、集約化經營和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創造了體制條件。要加快新農村建設，推進整潔農村行動。通過建立城鄉一體化發展制度，將釋放出農村和中西部地區的巨大發展潛力，使工業化、城市化、農業現代化同步推進。

　　選準推進經濟轉型升級的突破口

　　推進經濟轉型升級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只有選準重點，集中力量予以突破，才能在有效克服當前經濟下行壓力的同時，為經濟的長遠發展奠定良好基礎，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按照國家城鎮化規劃要求，我國的城鎮化將分為三個不同層次同步推進。一是以北京、上海、廣州為中心的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三大都市群。目前這三大都市群的經濟總量分別為1.5萬億、1.7萬億、1.3萬億美元，再經過10年的發展，經濟總量均有可能達到2萬億美元以上，超過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兩大都市群即紐約都市群和東京都市群各2萬億美元的經濟規模。三大都市群將成為帶動我國經濟發展的三大引擎，對全球經濟也將產生重要影響。其次是以省會城市為中心、以周邊的地級市為節點的次區域城市群，在帶動省域經濟發展中將發揮重要作用。第三是以新型農村社區、小城鎮、縣城關鎮為依托，形成就地城鎮化的格局。在縣域經濟發達的地區，農民在原地居住或適當集中，大部分在第二、三產業從業，農業實現現代化、集約化經營。

　　——使環保產業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堅決向污染宣戰，表達了治理污染的決心。關鍵是要建立吸引社會資金投資環保產業的市場機制，這就要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要求，建立誰污染、誰付費和第三方治理制度，培育環保市場。

　　——加快城際高鐵和城市軌道交通建設。我國人口眾多，國土遼闊，資源分布不平衡。發展高鐵，最適合國情，被稱為綠色運輸方式。加快高鐵建設，盡快形成高鐵網絡，將使國民經濟跨上一個新臺階。鐵路作為長期發揮作用的基礎設施，其投資具有長期穩定回報的特點，應通過投資體制改革，建立適合鐵路特點的長期融資機制。加快高鐵、地鐵建設，對拉動內需、促進增長將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積極培育新的區域經濟增長極。我國區域發展不平衡，在不同發展時期，應選擇不同區域作為經濟增長極，以支撐國民經濟持續發展。如，淮河經濟帶是目前有條件成為新的增長極的地區。這一地區土地肥沃、雨量充沛、資源富集、人口稠密，由于雨季過度集中，至今仍遭受著洪澇、干旱交替發生的困擾，是豫皖蘇三省發展的洼地。過去幾十年淮河治理以防汛為主，現在需要調整思路，從發展的角度進行根治。應抓緊制定淮河經濟帶的整體規劃，做到汛期蓄水、常年用水、科學調度，實現洪水資源化；使之成為新時期擴大內需的戰略支點。

　　推進經濟轉型升級必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實現經濟的轉型升級是一項艱巨的歷史任務。靠引進資金、技術，利用勞動力成本低和資源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產業，把人均GDP搞到5000美元左右，容易做到。但是，要攀上人均1.2萬美元的臺階，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如果沒有經濟結構的根本轉換，包括產業結構升級，城鄉均衡發展，是不可能實現的。日本、韓國同巴西、墨西哥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去年，我國人均GDP達到6750美元，正處于向高收入國家攀升的艱難爬坡階段。近一年多來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正是結構轉換難度加大的反映。在這樣一個特殊階段，尤其需要在發揮市場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

　　在實施經濟轉型、產業升級戰略中，政府要制定明確的導向政策，包括鼓勵類、限制類的政策。在市場準入政策上，要制定負面清單，實行非禁即入的原則。我國在30多年改革發展中，一方面不斷擴大市場的作用，一方面逐步轉變政府職能，完善宏觀調控，創造了經濟奇跡。我國目前正處于轉型升級的關鍵時刻，我們不僅不能使政府去功能化，而且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

　　三大調控杠桿要圍繞促進轉型升級形成調控合力。計劃、財稅、金融三大杠桿，是宏觀調控的基本手段。三者之間既相制衡，又相協調，形成合力。面對轉型升級的任務，計劃部門應制定轉型升級的目標、重點、要求；財稅部門應運用減稅、貼息、資本金補助等措施，引導信貸和社會資金投向；金融部門應運用定向寬松的貨幣政策，包括重點建設債券等措施，引導信貸資金投向規劃和財稅政策引導的方向。特別是在目前通脹壓力小的情況下，金融調控政策應適時從總量調控為主轉變到以結構調控為主，運用強大的金融力量支持經濟轉型升級。

　　制定產業結構調整政策要從選擇型轉變為功能型。長期以來，在制定產業政策時，往往對需要優先發展的產業實施一系列優惠政策。這種選擇型的政策的好處是，有利于少數產業的非均衡發展，但是其弊端也很明顯，往往造成顧此失彼，“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帶來新的結構失衡。因此，要盡可能避免推出選擇型的產業政策，代之以功能型的政策。即對符合經濟轉型升級方向的經濟活動，不管屬于哪個行業、哪類企業，都要給予鼓勵，而對不符合轉型升級方向的經濟活動，一律采取懲罰性政策。比如節能減排、環境保護、提高產品技術含量和附加值等，是轉型升級鼓勵的方向；對于所有行業、企業和生產、消費，凡是符合這些要求的，都應給予鼓勵，反之則應予以懲罰。制定功能型產業政策，比之選擇型政策，對于推動轉型升級，將能發揮更大的成效。（作者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