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產包，幾乎是每位待產產婦在醫院的“必購”用品。其背后，卻存在著諸多疑問。近日，新京報記者調查北京10家設有產科的醫院，其中9家醫院均明確表示，產婦必須購買由醫院提供的“待產包”，拒絕產婦自帶新生兒衣物進產房。“為保證產房的無菌環境”是多家醫院強推待產包的原因。（新京報，5月5日）

　　毫無疑問，強制銷售“待產包”是一些醫院的“霸王條款”，即便“為保證產房無菌環境”的理由很有說服力。因為“保證產房無菌環境”并非只有通過購買醫院提供的待產包一途可以達到，醫院提供消毒衛生設備為產婦自備衣物進行消毒，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撥開“保證產房無菌環境”的堂皇表面，強賣待產包背后存在的諸多貓膩，充分暴露出一些醫院實施霸王條款背后的嘴臉。

　　“待產包”價格偏高是一方面，產婦別無選擇，且其中許多東西用不上，也無法送人，只能白白浪費；待產包里的物品來路“不正”，進貨過程牽涉諸多的利益貓膩，其中更難以杜絕利益輸送的灰色地帶；待產包物品生產廠商是否具備相關的資質，產品質量是否過關，記者去采訪時為何險些被蒙蔽？待產包所暴露出的強制銷售、價格偏高、質量無保障等問題，衛生、工商、食品藥品監督等相關部門，是否盡到了應有的監管責任？這些疑問讓醫院“保證產房無菌環境”的理由顯得過于牽強。

　　醫院為何能夠強制待產產婦購買待產包？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醫院的強勢地位。對醫院和待產產婦而言，由于在技術和信息等社會稀缺資源的占有不均衡，產婦無疑處于弱勢地位。醫院一句“為保證產房的無菌環境”就可以讓其強賣行為有了富麗堂皇的幌子，幌子之下則是待產包價格偏高的利益攫取，進貨鏈條上的利益輸送，以及對作為消費者的產婦的合法權益的粗暴踐踏。這些見不得光的行為，不能因為其接口冠冕堂皇就名正言順了。

　　“必須得買，不買不行”暴露出霸王條款的丑陋嘴臉。對于一些特殊行業憑借對社會稀缺資源的控制而“近水樓臺先得月”違規牟利時，沖擊的不僅是不完善的市場經濟，更有對正道人心的銷蝕，對弱勢群體的凌夷，和對公平正義的踐踏。此種行為，說到底源于“利”字當頭的觀念。市場經濟環境下致力于謀利本屬正常，但謀利應恪守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不能超越法治的軌道。尤其對醫院等特殊領域來講，罔顧公共利益，罔顧正道人心，罔顧消費者合法權益而而一味追求牟利，其發展軌道無疑已經跑偏了。

　　比強賣“待產包”更值得關注的是背后的利益迷局。成本低廉的待產包為何能夠賣出高價？待產包使用科室不清楚其價錢和進貨渠道，宣傳科稱醫療用品、器械引進一般通過供應科，供應科則否認引進過待產包，也沒有聽說過華潤醫藥公司，那牟取暴利的待產包是如何從廠家進入醫院的？神秘的廠商，說不清道不明的進貨渠道，強賣待產包的一系列鏈條間是否存在腐敗？相關部門在“待產包”監管方面的盲區，咎責又該算在誰身上？

　　應該看到，一些特殊行業為謀取暴利而出軌的新聞并不鮮見。他們攫取暴利的背后，無疑是對作為公共資源的社會稀缺資源的私有化攫取。不論是醫院強賣待產包，還是殯儀館圈錢“宰人”發死人財，都是建立在控制社會稀缺資源的基礎之上。作為具有特殊地位的一些行業，由于種種原因，它們在市場化的同時，仍舊得以保存某種程度的壟斷獨占性，因而相較其他市場化行業就有了更為倚仗的優勢地位。也正因為如此，這些特殊行業仍舊負有某種程度的公益屬性，也就需監管部門負有更加周全的監管責任。（凌國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