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水污染事件的“元兇”出人意料，目前已被初步認定為上游開閘排放積水所致。現在回頭看，如果當地環保和水利部門能提前做好協調溝通、科學調度，這次水污染也許可以避免。該事件也再次提醒我們，水治理要突破困境，還須抓緊解決體制問題。

　　許多地區的實際情況一再表明，水資源“短缺”、“污染”等突出問題，很大程度上與體制不健全有關。雖然近年我國治水理念發生了較大轉變，治水實踐也進行了大膽探索，但治理體制的長期滯后卻拖了治水的“后腿”。

　　說起目前管水、涉水的部門，除了水利和環保外，國土資源、衛生、建設、農業、漁業等也有發言權。其中，有的部門負責管水量，有的部門負責管水質，職能有交叉之處，權責界限也較為模糊，在水量調配和污染物總量控制、跨界污染管理監督等方面時有沖突。“九龍治水”、“多頭治污”，看似集中了眾多部門的力量，實際上卻往往是政出多門、效率低下，反而弱化了水資源的宏觀管理功能。而且由于部門管理的條塊分割，難以形成取水、供水、排水、治污、污水回用的連續管理，也容易導致出現一方面水資源嚴重短缺、而另一方面用水卻嚴重浪費的現象。

　　此外，我國屢屢發生的跨區域水污染事件，以及地方保護主義充當治污“攔路虎”等問題，也反映出水治理體制上存在漏洞。以長江為例，環境管理和污染治理涉及十來個省市以及眾多部門利益。多頭管理格局，導致“有權利就爭、有責任就推”。如果下游治理、上游污染，等于沒治理。部分地方政府只顧眼前的經濟利益，甚至與排污企業之間存在利益勾連，對偷排現象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而地方環保部門在數據監測、污染控制上又易被地方政府左右，不少水污染違法事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這樣的地方保護主義給治污造成極大阻力。

　　國際經驗表明，水資源短缺和水環境惡化是許多國家都需要面對的共性問題。20世紀下半葉，法、英等國根據國情對水資源管理機構和制度進行了變革，才使河流的生態狀況有了顯著的改善。就我國而言，完善水治理體制也是解決目前水危機的必由之路。

　　水治理體制作為生態文明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革和完善的任務艱巨而復雜。如何避免相關部門職能交叉和重疊？如何避免水資源開發、利用和保護管理中的條塊分割、各自為政、互不協調？如何有效打破地方保護主義？這一系列問題都需要及早研究、形成共識，為水治理、水安全掃除障礙、保駕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