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當前是否適合開放資本項目的爭議被重新提起。對中國開放人民幣資本項目持憂慮態度的學者主要擔心在利率沒有完全市場化，匯率只是有限彈性化的市場制度環境下，開放資本跨境流動將隱含巨大的金融風險。對此，筆者不以為然。

　　就大多數國家的政策實踐而言，資本項目開放都不是絕對的開放，而是有條件的開放，同樣，資本流動管制也不是絕對的管制。國際上關于資本項目開放和管制的定義是依據其開放程度的不同來界定的。實際上，目前完全實行自由浮動匯率制的國家并不多，只有美國、日本等少數幾個發達國家，而且這些國家也并非完全不干預匯率。就以我國目前的匯率形成機制來說，2%的當日波幅、市場供求和央行指導相結合的人民幣匯率定價機制也不算是固定匯率制，應該算是有限制的浮動匯率制，而蒙代爾的不可能三角是建立在絕對的固定匯率、完全的資本管制和貨幣政策充分有效性的理論前提下的。

　　國際實踐經驗證明，資本項目開放、貨幣國際化和利率市場化之間不存在固定的秩序先后。以美國和日本為例，美元的國際化是建立在利率市場化基礎上的，而日本的利率市場化始于上世紀80年代，日元的國際化與之同期發生，金融自由化及日元國際化實際上是相輔相成的一個過程。事實表明，先改革利率、匯率制度和先開放，并同時輔以金融自由化實際上沒有優劣之分，日本和美國的順序不一樣，但開放實際上并沒有造成學者以經濟理論推導出來的那些風險。

　　既然風險沒有想象的那么大，那么，資本項目開放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無疑利大于弊。

　　首先，開放本身將促進國內金融市場的制度改革。自從加入WTO以來，中國的商品經濟已經通過自由貿易渠道，徹底融入全球分工市場，中國也由此成為國際經貿大國。事實表明，對外開放有效促進了中國國內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并逐步建立了與國際接軌的游戲規則。同樣，隨著中國資本市場的對外開放，中國金融市場的游戲規則也會與國際市場逐步接軌，在這種趨勢下，金融市場的制度改革必然會增加來自內外部的動能。

　　其次，提高現有巨額外匯儲備資產的收益率。截至2013年底，我國對外金融資產總額5.93萬億美元，對外金融負債3.96萬億美元，擁有1.97萬億美元的對外凈債權，投資收益卻是逆差559億美元。作為全球最大的凈債權國，我們的外匯投資收益之所以體現為逆差的主要原因與資產結構有關。目前，我國對外金融債權的65.3%體現為龐大的儲備資產，金融資產的平均收益率只有2.8%，而海外流入中國的資金平均投資收益率是5.74%，其投資結構中六成是直接投資。因此，要提高我國金融資產的對外投資收益率，首先要改變金融債權的結構，而改變金融債權結構的有效途徑就是開放資本項目，讓居民有充分的跨境投資渠道，用手里的外匯資產去獲取更高的收益。

　　第三，提高中國在國際資本市場的大國地位，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條件。根據英國央行研究報告預測，如果中國開放資本賬戶，讓居民在全球范圍內自由選擇個人資產的配置，那么到2025年，中國對外資產與負債與全球GDP之比，將由目前的不到5%升高至近35%。IMF的研究報告也表述了類似的觀點：“開放資本賬戶之后，可能導致中國海外資產存量與GDP之比調整15%至25%，外國在華資產存量與GDP之比調整2%至10%。”通常情況下，一個國家主權貨幣的國際化必須以資產國際化為前提，而開放人民幣資本項目恰好就是在創造資產國際化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