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社會組織求“放養”不求“圈養”

　　草根社會組織求“放養”不求“圈養” 政協委員建言加快實施政社分開并探索負面清單管理模式

　　市政協委員郭小牧在日前召開的“加快實施政社分開，激發社會組織活力”專題會上，直截了當地提出：“草根社會組織求‘放養’而不是‘圈養’。”　　

　　“圈養”最終將成包袱

　　郭小牧2002年曾在一家美國慈善機構工作，2007年創辦上海新途社區健康促進社。在她看來，“放養”意味著由“社會”養育社會組織，“‘圈養’則是政府來養我們，不管是‘大圈養’還是‘小圈養’，‘圈養’出的社會組織最終將成為政府的‘包袱’。”廣州先前采用的“大圈養”就是個典型的例子。郭小牧說，廣州市政府投入很大，導致社會組織蜂擁而至。一些別有所圖的“老板”利用機制上的漏洞參與其中，一些做公益的被淘汰。

　　政府及其派出機構建立的社會組織孵化器等是郭小牧言下的“小圈養”。她以親身經歷直言：“有的只關心上級領導來視察的時候你要在——社會組織孵化器跑偏后，實際上是在滿足行政的需求。”

　　“放開社會組織的第一步不是去扶持，而是政府把社會治理的資源還給社會。”郭小牧說。

　　“放養”不等于“不養”

　　與郭小牧同樣出身草根公益機構的呂朝委員親歷了滬上社會組織從邊緣到主流的變遷。在他看來，“放養”社會組織并不等于政府“不養”——政府應當扶持社會組織，但扶持的方法不是“綁架”，而是完善“放養”社會組織的政策環境。

　　呂朝說，政府出臺了很多扶持小微企業創業的政策，如注冊零首付、營業稅、所得稅減免等，但這些政策社會組織卻享受不了。“如果社會組織創業也可以享受和企業平等的待遇，有潛力的社會組織才能在優勝劣汰的‘放養’環境下進入政府購買服務的視野。”

　　事實上，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已成為“養”的重要方式。據統計，社會組織收入中來自政府的資金（含政府購買服務和政府補助），占到上海社會組織總收入已超過15%；但發育成熟、服務能力強的社會組織受區域等因素影響，難以和政府購買方實現高效對接。市政協委員曹艷春建議，建立全市統一的政府購買服務的招標等項目平臺，從頂層設計上提高政府購買服務的公開性、透明性。

　　探索直接登記加強監管

　　扶持社會組織，最重要的是擴大它們參與社會建設與管理的范圍。在滬全國政協委員胡衛介紹，國外的社會組織“無所不在”，既有關注國家大事的社會組織，也有草根到柴米油鹽的社會組織，“創新社會治理，政府從直接管理變為間接管理，當中的中介就是社會組織”。

　　今年4月1日起，包括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等四類社會組織可依法申請登記，不再需要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這被視為上海創新社會治理，更好發揮社會組織參與公共服務和社會治理作用的一項重要舉措。市民政局局長施小琳表示，下一步還將探索社會組織負面清單管理模式，除明確雙重管理的政治法律類、宗教類和涉外類社會組織外，對不屬于上述四類直接登記和三類雙重管理的社會組織也逐步探索直接登記，并加強事中、事后監管。

　　“在負面清單之外的社會組織都應該放開。”胡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