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許昌市火車站工作人員收繳的大量假冒軍人證件。圖片來源：正義網

　　6月23日，59歲的董憲偉被北京市密云縣檢察院以涉嫌詐騙罪批準逮捕。從1998年至今的十多年間，董憲偉冒充部隊“大校”，以幫助上軍校、轉業安置、當公務員等為由詐騙數十人共計400余萬元，詐騙金額巨大，而且行騙十多年無人懷疑。

　　據北京市朝陽區檢察院檢察官劉丹統計，從2013年至2014年，僅自己辦理的假官詐騙案件就有十幾起，犯罪手段多種多樣，被害人多達上百人，涉案金額從幾萬到幾百萬元不等。從近幾年辦案情況來看，此類案件數量一直居高不下。

　　縱觀各類假官詐騙案件，從地方小官到首都高官，從中國軍官到聯合國官員，騙子們“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他們帶著自創的“官員頭銜”深入各行各業，將其“權力”發揮到極致。這些騙術看上去五花八門，令人眼花繚亂，其實都有跡可循，行騙也有規律可循。

　　身份選擇：多是“軍官”或“副職”

　　俗話說，“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選擇一個合適的行業和“官位”對詐騙成功也至關重要。劉丹告訴記者，在該院辦理的詐騙案中，冒充軍官詐騙占假冒官員行騙案件比例較高。

　　為何軍官這一職業會成為騙子心目中的“香餑餑”呢？

　　“騙子們很大程度上利用了被害人對軍人的崇敬和信任。”劉丹分析。在今年5月朝陽區檢察院辦理的一起詐騙案中，嫌疑人韓笑冒充“雪豹突擊隊中校軍官”、“國際特警”，從2012年3月至2013年7月間，以交男女朋友為名，先后騙取6名女性10萬余元。其中騙錢的借口均為“看望司令員”、“封閉式訓練”、“買機票去德國學習”等圍繞“軍官”工作和生活產生的。

　　在辦案人員詢問被害人時，她們多數表示自己從小就對軍人有特殊的好感，一接觸到所謂的“軍官”便毫不猶豫地選擇與其在一起。即便后來有人告訴她們韓笑是騙子，這些女性也不愿意相信，認為是在和自己“搶男友”，甚至在和韓笑失去聯系時，她們還在自我安慰，“他是去執行特殊任務了”。

　　除了冒充軍官，國家機關有關部門的副職領導或其親屬也是騙子的“首選”。目前，國內的機關、企事業單位，領導層級多是一正多副。正職官員多在網絡等公開渠道有個人信息發布，而副職信息公開則相對較少，這讓騙子們有了可乘之機。

　　當然，騙子中不乏“藝高人膽大”的“人才”，他們通常能自創機構、自封職務，其中“中央”、“中國”、“國家”甚至“聯合國”開頭的組織機構名稱，最得騙子們的歡心。2007年至2014年間，農民陳光華自創聯合國下屬“中國環球計劃指揮部”這樣一個機構，并任命自己為“總指揮”，以該機構籌備需要招聘工作人員為名，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全國各地招收代理人，7年內騙了800多人。

　　準備工作：假章假證為必需品

　　“頭銜”選好后，假官們便開始為此做“準備工作”了。“準備工作”是從準備行頭開始的，從地攤假貨到高檔行頭無所不有。在韓笑一案中，他先從地攤上買了一條武警的長褲和一件印有特警標識的T恤，再穿上衣服拍攝或者PS一些訓練照片放到朋友圈里。盡管有時他不會主動表示自己的身份，但一些朋友通過看照片便能猜測幾分。而此時，這些照片就實現“此時無聲勝有聲”的效果。

　　行頭之后是各種印章、證書。特別是那些自創機構、自封職務之類的詐騙，因為需要用購買或自制的假章和假證來表明自己的身份，“準備工作”就更復雜一些。陳光華自創聯合國下屬“中國環球計劃指揮部”時，他先讓地攤小販刻了5個假章：一個“聯合國”英文鋼印，三個“聯合國軍事委員會”、“中國環球計劃指揮部”、“中國環球計劃指揮部財政專用”印章，一個寫有“陳光華”名字的手戳。而后，他在朋友圈里發布了自己能夠提供該機構工作機會的消息。在向應聘者收取了500元到2000元不等的“入會費”后，他還會向其中交費較多的人發放“中國環球計劃指揮部”的工作證，當然，這些證件也是他偽造的。

　　據辦理該案的北京市豐臺區檢察院檢察官王愛民介紹，盡管陳光華制造的這些假證漏洞百出，但由于授權書、工作證件、公章等材料一應俱全，也騙倒了很多人。同時，多起冒充官員詐騙的案件都是利用偽造的“紅頭文件”、印章等方式來證明官員身份。

　　除了外部的行頭和文件，騙子們還十分注重對自身“內涵”的培養。王愛民介紹，很多冒充官員的騙子都有著一副好嘴皮子，不僅會察言觀色，還常常能說會道、口若懸河。盡管大多數騙子文化程度不高，但通過后天做“功課”，他們對自己據以行騙的領域十分熟悉。比如2011年3月至2012年4月間冒充“國家發改委副司長”的鄒斌勇，曾在北京、長沙等地游走，大肆斂財。曾經有長沙的企業家懷疑他的身份，但早已做好功課的鄒斌勇一開口就使得該企業家的疑慮頓消，后來該企業家還感慨，“他不僅熟知國家發改委系統內的人事關系，而且對國家現行和即將推行的政策，特別是與房地產、農業等相關的部分，把握得很到位。”

　　常見手法：亦假亦真難分辨

　　如果說準備工作給假官行騙奠定了“基礎”，那么接下來騙取中間人的信任則給其“錦上添花”。“絕大部分假官的最終目的都是騙取大量錢財。”王愛民告訴記者，因此他們一般會選擇有一定“需求”的對象，比如要找工作的、辦事拉關系的。

　　2014年5月，山東省蘭陵縣法院審理了一起以找工作為名詐騙的案件。嫌疑人楊東平冒充“總參秘書”，稱自己能夠給大學生安排到公安部下屬某基金會工作，詐騙金額達到107萬元。這起騙局中，楊東平并不是唯一的騙子，其同伙馮春燕等宣稱自己有在某部隊當領導的朋友，二人在詐騙道路上相互接力，終于“成功”。

　　除了假官們會精心挑選受騙對象，中間人在整個行騙過程中也起到關鍵作用。劉丹表示，很多騙子能輕易取得他人信任，靠的都是中間人的介紹和引薦。雖然一些中間人可能自身也是受害者，但客觀上確實幫助了詐騙活動的實施。為何中間人樂得“參與其中”呢？官場素來是官員們互相熟悉和聯系的平臺，而認識大官是臉上有光的事情，虛榮心作怪的人們就更喜歡四處介紹宣揚了，久而久之就更加坐實了假官的身份。

　　“以假身份結識真官員，是假官的另一個目的。”王愛民分析說，自稱“京官”的假官們通常有這樣一個套路：先以“京官”的身份下到地方進行調研、巡視等工作，結識當地的一些小官員，再由當地官員逐步往上引薦，從而認識上級官員，最后從上到下的官員都可以來證實自己的身份，就可以以此行騙了。當真真假假的官員混在一起時，受騙者就更難分辨了。并且，等假官的“位置”坐穩一段時間后，很多有“需求”的人便會主動上門尋求門路和幫助，這時的他們便能“守株待兔”了。“‘不主動尋找，等別人上門’是假官行騙的最高境界。”王愛民說，在北京地區，“京官”們坐得時間越久，位子就越穩，也就沒有人敢懷疑其身份真偽了。

　　北京緣何成“假官”溫床

　　北京的假官事件，犯罪數量之多，頻率之高，令人咋舌。那么，是什么原因讓北京這個政治文化中心變成了滋生假官的溫床呢？

　　“北京是假官們最危險也最安全的地方。”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李立眾對記者表示，“北京作為我國的政治權力集中程度最高的地方，這里的大小官員多如牛毛，關系網錯綜復雜，生活在北京的多數人對于各類‘官員’司空見慣，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出現一個‘官員’，大家在心理上比較容易認可，再加上假官的左哄右騙，被害人很容易就上當受騙了。換言之，北京官員的數量多這一客觀因素無意中為假官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此外，政府官員信息的不透明也是北京假官頻發的原因之一。王愛民認為，我國“官員”具有“隱蔽性”，目前我國的政府信息公開制度并不完善，上至各部委下至鄉政府，再加上各類公務員編制的事業單位，幾乎沒有一個政府部門或事業單位會把自身所有在職人員的身份信息公布在網上，更別說“軍官”、“特警”、“特殊部門”的工作人員或在職人員了。有時候騙子輕描淡寫地一句“不方便透露”或是“我們是有保密規定的”，便能瞞天過海。就算一些被害人有心通過公開渠道驗證“官員”身份真假，也是“入地無門”，所以在某種程度上說，官員的“隱蔽性”為假官們提供了可乘之機。

　　除了北京的自身特點外，李立眾分析，一些渴望在北京立足的人出于僥幸心理，或者想通過關系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或者是大齡單身女青年著急結婚。這些心態往往使他們成為假官行騙的目標。

　　在劉丹看來，諸如假官幫忙找工作、騙取大齡單身女青年財物等案件層出不窮，這里面的原因有二，其一，假官多是朋友介紹，在講求人情關系的我國，被害人的心理防備一般比較低；其二，被害人多少有著“官本位”或者“官員萬能”的思想，認為交上“官友”，就找到了靠山。

　　“除了被害人本身的一些原因，犯罪成本低、造假證容易也是假官案件頻發的重要原因之一。”李立眾說。

　　記者在百度搜索欄里輸入“辦假軍官證”，立刻出現了至少數十條的QQ“代辦信息”。隨機選取了其中一個QQ進行聯系，對方表示一本普通軍官證一般要價150元到300元之間，從職位到編號都可以偽造，如有需求，在北京地區的對方還可以當面交易。除了網絡上有不少辦假證的途徑，街邊也隨處可見賣假軍裝、假印章的小攤小販，騙子們很容易就能從各種途徑購買到用于偽裝身份的證件和服裝，搖身一變即成“官員”。

　　拔除“假官”這顆“毒瘤”

　　騙子們曾享受著當官的“威風八面”，也不得不面臨坐牢的法律后果。按照刑法規定，詐騙罪與招搖撞騙罪均有可能適用于假官案件，前者最高可判處無期徒刑，后者則最高可判處十年有期徒刑。由此可見，我國對此類案件的懲罰不可謂不嚴厲。但是為何重刑之下，假官仍然如過江之鯽呢？北京市通州區法院一位法官認為，除了少數的“巨騙”之外，多數假官行騙的數額并不高，甚至有些案件的單筆詐騙數額還不夠起刑點，加上我國面臨著警力不足的問題，很多案件便成了“無頭案”，這也給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機。所以破除立案難，加大打擊力度，才能使此類案件的發生得到有效的遏制。

　　“公正透明化的社會渠道也是應對假官頻發的方式。不可否認，我國正在朝著公開透明的社會方向發展，但畢竟在發展過程中還有很多沒有解決的問題。”王愛民表示。在前述通州法院的法官看來，假官案件中，被害人的意識也亟待改變，“被害人一要提高防騙的意識，二要破除‘攀關系’辦事和‘官員萬能’的思想。”

　　“另外，被害人在被騙之后要及時報警。”前述法官說。一些詐騙案件曝光以后，受騙者多不愿出面為行騙案件作證，更有甚者直言“我沒有受騙”。例如在假司長趙錫永行騙一案中，很多被害人早就已經發現自己被騙，但多選擇了隱瞞下去，因為“被一個沒文化的騙了，說出去丟不起這人啊”。也有一些案件涉及金額較少，被害人只當是“花錢買教訓”，幾百塊錢沒了就沒了。就像農民陳光華冒充聯合國官員的案件中，在全國20多個地方行騙7年，騙了800多人，被害人中竟然無一報警。

　　有專家指出，雖然不健全的社會治理體系成了催生假官的沃土，但假官能大行其道的原因也包括被害人內心深處的僥幸心理。究其根源，如果被害人不能真正從思想上破除“官員萬能”的盲目心態，那么假官們就會如附骨之蛆一般，難以根除。劉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