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海戰戰敗，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災難。

　　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的原因很多，其中李鴻章在整個戰爭中戰略指揮的重大失誤，不能不說是這場戰爭慘敗的重要原因之一。考察李鴻章戰略指揮重大缺陷及其歷史根源，有助于更清楚地反思這場戰爭，從中吸取深刻的歷史教訓。

　　當甲午戰爭爆發不可避免時，李鴻章用政治仗代替軍事仗，使清軍在戰爭初期失去了戰略先機

　　中國近代，清帝國正遇到“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這一變局，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科學技術飛速發展。主要體現在輪船、電報和軍火、機器的飛速發展中，而這些，在中國卻是空白。二是中國成為列強瓜分的對象。當時，工業革命雖然沒有在中國發生，但中國卻擁有世界上讓人垂涎的巨大財富。由于自給自足的經濟有其自身的循環體系，國外商品很難打入中國市場。這就造成了“陽托和好，陰懷吞噬”的局面。而日本則是呑噬中國的急先鋒。他們對中國的掠奪，往往“一國生事，諸國構煽”，這種虎視眈眈，群而攻之的局面，在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面對如此嚴峻的挑戰和從未有過的大變局，李鴻章認為，若不能適應這一變化，則會造成“戰守皆不足恃，和亦不可久”[ 《清史稿》卷四百十一，列傳一百九十八。]的局面。從當時的實際情況看，李鴻章認為，中國的實力，不足以與諸多列強對抗，加上軍事人才日益匱乏，難以抵擋外來勢力。而眼下，唯能有所依靠的，正是“交涉洋務”，即通過外交手段，保持與各列強的戰略平衡。

　　李鴻章對當時中國所面臨的戰略環境和清帝國軍事實力的判斷是客觀的，認為通過外交手段謀求國家利益的認識也是可行的。但問題的核心在于外交手段不是萬能的，沒有實力的支撐，其作用很難發揮。同時，從當時清軍軍隊建設來看，李鴻章對北洋水師的建設不遺余力，而且在甲午戰爭爆發前，曾一度成為號稱亞洲第一的強大艦隊。它無論在東海巡游，還是艦隊出訪，都曾讓外國使節為之驚訝。擁有這樣的一支艦隊，雖與西方列強有較大差距，但與日本相比，其差距并不明顯。但李鴻章對甲午戰爭的謀劃，卻試圖通過與洋人的外交，形成遏制日本的無形力量。朝鮮“東學黨”起義后，日本借機登島，李鴻章試圖借英俄等國在朝鮮半島的存在遏制日本的勢力，結果日本不但未受到約束，反而讓朝鮮成為英俄等國的殖民地。

　　當甲午戰爭一觸即發之際，李鴻章以為租借英國的商船運兵是萬全之計，結果運兵船隊在豐島遭襲，日軍打響了甲午戰爭的第一槍。日本侵華的真面目徹底暴露后，李鴻章所想的仍是用外交手段解決沖突。他命令駐守牙山的葉志超不要先敵打擊，要遵守萬國公約，避免在各國輿論聲中喪失主動。當戰火從朝鮮半島蔓延到中國東部沿海時，李鴻章囿于對北海艦隊的保護，守之于海岸，喪失了支援旅順、尋機殲敵的良機。當甲午戰爭尚未結束，北洋海軍被日軍即將圍殲于威海之時，李鴻章卻替朝廷打起了和談的主意。

　　整個甲午戰爭，李鴻章首先想到的是打一場政治仗，以為憑借其籌劃，就可一步步化解危機，其結果政治仗不但打不贏，還貽誤了戰機，造成清軍戰爭準備不充分，盲目上陣，處處被日軍牽著鼻子走，最后陷入全軍覆沒的境地。

　　戰爭中李鴻章的“保船制敵”看上去很符合清軍的實際，但實際上他在用打農民戰爭的經驗指揮現代化的海戰

　　甲午戰爭中，李鴻章在對北洋海軍的使用上，堅持“保船制敵”的原則。其原因一是北洋海軍來之不易，在具體使用上慎之又慎；二是用打農民戰爭的經驗指揮現代化海戰。

　　在西方的軍事學說中，制海權思想在近代占據了重要的地位，但在中國，制海權卻是一個空白。李鴻章運用打農民戰爭的經驗指揮現代化海戰，這不能不說從指導思想上就犯了兵家大忌。

　　李鴻章的戰爭實踐主要來自于鎮壓農民起義的戰爭。他指揮淮軍有三個特點：一是本位主義觀念突出。李鴻章依重淮軍起家，自然在軍事上處處想到淮軍的利益。在與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軍作戰中，當時江寧久攻不下，朝廷促李鴻章率兵會攻，李鴻章以金陵城破就在旦夕，托辭延師不出。后來，曾國藩攻克江寧，捷報傳來，李鴻章才令劉銘傳、盛波等從不同方向圍殲殘存農民軍。這種不顧大局，以我為主的本位思想，在甲午戰爭中又再次上演。當日軍準備在金州、大連登陸，守軍向李鴻章請求旅順分兵北援，并要求北洋艦隊赴援大連時，李鴻章不但未及時調整兵力，反責其將領糊涂膽小。受他的影響，其部下本位思想也相當嚴重。當丁汝昌率北洋艦隊從威海到達旅順時，并未對登陸日軍進行襲擾。大連灣失陷后，丁汝昌認為旅順“萬難久支”，借口水道狹小，率艦隊返回威海。此后又由從大沽開赴旅順，稍做游弋又回威海，從此再無出港機會，直到全軍覆沒。

　　二是依托根據地。李鴻章非常看重對根據地的依賴。清軍在與捻軍做戰中，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在山東曹州被擊身亡，震動朝野。朝廷命曾國籓以欽差大臣身份督僧格林沁舊部，李鴻章被任命為兩江總督，要求率其部隊馳防豫西，兼備圍剿京東馬賊、甘肅回匪。但李鴻章卻說：“兵勢不能遠分，且籌餉造械，臣離江南，皆無可委讬。為今日計，必先圖捻而后圖回。赴豫之師，必須多練馬隊，廣置車騾，非可猝辦。”[ 《清史稿》卷四百十一，列傳一百九十八。]他的建議雖也有合理之處，但不愿離開根據地的慣性思維卻延續到對北洋海軍的指揮上。北洋海軍除了護送兵船出海與日軍在大東溝遭遇外，幾次駛出威海，又幾次無功而返，始終不敢遠離威海，從而把海軍當作海岸兵力去用，更談不上讓其爭奪制海權。陸兵兵勢不能遠分，這對于打農民起義軍而言，能發揮保障便利等優勢，但對海軍的使用同樣兵勢不可遠分，就完全背離了海軍使用的基本原則。

　　三是包圍聚殲。由于農民軍流動性強，李鴻章認為對付“流寇”，若不采取就地圈圍，“終不足制賊之命”。正是這一原則，清軍置捻軍于死地。但在甲午戰爭中，李鴻章卻忘記了這一原則，從未對日軍采取合圍之勢。他把積極的用兵之策丟了，把消極的用兵方法卻發揚光大。

　　戰前李鴻章信心不足，戰中卻判斷失誤，其戰略指揮與戰場實際嚴重脫節

　　甲午戰爭中日軍迫使清軍開戰，對朝廷而言是最不愿看到的，而李鴻章而言，他雖深知這場戰爭不可避免，但對開戰卻信心不足。主要原因在于“深知將士多不可恃，器械缺乏不應用”，而李鴻章所要做的是“設謀解紛難，而國人以為北洋海軍信可恃，爭起言戰，廷議遂銳意用兵。”[ 《清史稿》卷四百十一，列傳一百九十八。]這似乎把李鴻章推到兩難的境地。殊不知，李鴻章訓練北洋海軍向朝廷表功的時候，北洋海軍的面貌卻不像不能打仗的軍隊。如“十四年，海軍成船二十八，檄飭海軍提督丁汝昌統率全隊，周歷南北印度各海面，習風濤，練陣技，歲率為常。”[ 《清史稿》卷四百十一，列傳一百九十八。]為什么僅6年之后，曾遠出印度洋的北洋海軍卻不可恃？從黃海海戰中可以看出，北洋海軍并非無戰斗力，這場海上遭遇戰也并非就已輸給日軍，恰恰因為讓其消極避戰，最終使其不戰而亡。這一結果的背后，與李鴻章戰略判斷的失誤不無關系。

　　黃海海戰后，李鴻章提出了“嚴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籬，力保沈陽以固東省之根本”的方針，這將意味著戰略防御的重點由沿海轉向鴨綠江西岸，以防日軍對奉天陪都和京城形成威脅。在此方針指導下，清軍把長期守備旅順、大連的部隊調往鴨綠江前線。但日軍的真正目的是要在遼東半島實施登陸，奪取旅順、大連。為達成這一目標，日軍還在鴨綠江集結部隊，吸引清軍，掩護登陸作戰。顯然，李鴻章的判斷與調兵，正中了日軍的奸計。從實際情況年，清廷也認為旅順是控制渤海海峽的鎖鑰，易守難攻，多年在此構筑船塢，修建軍事設施。如此重要的戰略要地，卻讓李鴻章輕易放棄，看上去是為了保衛京畿安全，實際上此時還談不上京畿之危。因為日軍只有大規模與清軍在直隸平原決戰，才可能危及到京畿的安全。相反，奪占旅順口，日軍將打開通往東北的通道，其兵力可源源不斷地從海上得以輸送。如果說戰略判斷失誤后，隨著日軍進攻方向的明朗，迅速修正原方案尚能補救過失，但李鴻章卻一錯到底。當日軍從花園口登陸，清軍已從日間諜處獲悉日軍將攻取金州、大連時，李鴻章只派出2000人的兵力增援金州，而對派遣北洋艦隊赴援大連的請求置之不理。最后，日軍輕而易舉地攻取無人之地大連，隨后旅順失陷。日軍占領遼東半島后，清廷認為日軍將進攻奉天，進而快速逼近山海關，另一路從渤海灣登陸，會攻北京。為此，清政府將主要兵力調往京津方向。但日軍的企圖正好與此相反，認為渤海灣封凍，登陸困難，兵出山東半島，海陸夾攻，殲滅北洋海軍，以保障隨后從渤海灣登陸的安全。清軍因將主要兵力調往京津方向，山東防務十分薄弱，而李鴻章也不知日軍的主要目標是瞄準北洋海軍而來，仍指示北洋海軍扼守埋伏之地。當發現日軍艦在榮成灣龍須島活動，才令其前往巡察，以防對艦隊形成包抄。但丁汝昌也不聽李鴻章調遣，始終蟄居威海港內，將李鴻章最初“不得出大洋浪戰”的精神貫徹到底，這不能不說是一大悲劇。

　　縱觀李鴻章的戰略指揮，一方面用原始的打農民戰爭的經驗指揮對日作戰，另一方面，又從主觀愿望出發，多次錯判形勢。我們知道，正確的戰略指揮，是建立在全面細致的偵察和周到嚴密的部署之上，但李鴻章對偵察到的情報，往往枉加修正，他心里想著朝廷，主觀上便認為，凡危及朝廷的方向，就是日軍進攻的方向，結果使戰略指揮與戰場實際不相符合，從而一次次釀成大錯。

　　甲午戰爭的失敗，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各種錯誤的疊加，便促成了清軍的慘敗。作為戰略指揮員，戰前信心不足，戰中指揮失誤，但隨時卻謀求通過外交等手段化解戰爭危機，這不能不說犯了戰略性的錯誤。甲午戰爭的悲劇在于，李鴻章以政治家的角色，扮演了一位陸海軍的統帥，他用政治原則代替軍事原則指揮作戰，這其中方向性的偏差，就不止是一場戰役戰斗的偏差，而是全局性的，致命的偏差。這一深刻的教訓，我們必須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