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開始步入“三期疊加”的“新常態”，金融業出現大量新情況、新問題，我們需要直面挑戰，分析新情況的成因和特征，對中國金融戰略政策進行再定位，尋找到適合“新常態”的解決之道。

　　中國已經告別以高增長、高投資、高出口、高污染與高能耗為特征的“舊常態”，開始步入“三期疊加”的“新常態”。某種程度上，這種“新常態”對金融領域的影響比實體領域更為強烈、更為復雜，使金融業出現大量新情況、新問題，金融政策也需要直面這些挑戰，并尋找到適合“新常態”的解決之道。

　　首先，對經濟新常態下一些正在出現的挑戰不應回避。與實體經濟相對低迷形成鮮明對比，我國金融業在前期政策刺激下出現了快速擴張。與此同時，金融對于實體經濟的滲透性卻在弱化，在宏觀流動性充裕的同時，微觀流動性卻處于緊張狀態。

　　在總量快速擴張的同時，金融結構也發生重大變革。在新的金融產品和融資模式作用下，我國整體債務率、杠桿率攀升，系統性風險上揚。金融服務于社會創新、產業升級以及生產消費的能力下降。

　　如何認識上述金融領域出現的新情況并逐步加以解決？

　　首先，這些新情況不僅與經濟基本面變化和結構轉型有關，也與前期政策有關。例如地方融資平臺發展、地方債務攀升、中央銀行負債膨脹以及銀行表外業務發展都與危機救助中的貨幣政策密切相關。因此，上述新情況既具有一定趨勢性特征，同時還具有階段性特征。

　　其次，中國金融的“新常態”還沒有完全展現出來，未來實體經濟的變化將通過很多渠道對金融基本面產生影響。一是受潛在增長速度下滑和資金邊際產出水平下降影響，中國經濟處于經濟增速的換擋期，這決定了中國金融必然要步入各類租金和金融價格的換擋期，利率自然水平將出現調整。這將帶來金融盈利模式的變化，并導致目前利率政策的調整。二是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將使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的風險溢價關系發生變化。因此，在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金融的風險結構、投資組合模式都將發生根本性變化。三是外部不平衡的大幅度逆轉，使傳統的貨幣發行機制及傳遞機制發生調整，要求貨幣當局在流動性管理方式上做出調整。四是前期政策遺留問題的處理，要求貨幣投放常態化、資源配置市場化，這將使前期金融資產快速膨脹的動力源受到抑制，金融業將在調整中步入“中速增長期”。五是改革與宏觀經濟政策再定位之間的互動、金融調整與改革之間的相互作用、宏觀政策調整與金融調整的互動，可能使中國金融發展呈現出更復雜的階段性特征，從而使中國金融步入“預期重構”時代。

　　第三，中國經濟的“新常態”要求中國金融戰略政策進行再定位，以應對新的戰略任務。一是金融政策要服務于以“預調”和“微調”為主導的新宏觀調控模式，避免強刺激。貨幣金融政策目標要從危機管理轉向“調結構、促改革”，根據目前經濟波動和風險性質來定位金融政策，以超越“舊常態”下需求導向的凱恩斯主義范式，和無為而治的新古典主義范式，將新結構主義和改革理念融入到金融政策之中。二是堅持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的結構優化調整，通過“定向投放”、降低融資成本等措施，使金融能夠服務于創新、新興產業發展，避免金融“剝削”實體經濟利潤和金融資源“空轉套利”等現象。三是金融戰略必須堅持改革發展導向，在去桿杠、去泡沫和回歸實體經濟過程中保持自身健康發展。因此，利率市場化、匯率自由化、資本項目的有序開放、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多主體金融市場開放、非標資產的標準化和陽光化、地方債務與土地財政融資體系改革以及存款保險制度都應在未來有序可控地推出。四是在密切監控局部風險、時點風險基礎上，建立健全宏觀審慎監管體系，以防止局部風險向全局性風險演化，時點風險演化為系統性風險。因此，在中國去泡沫和去杠桿的進程中，貨幣政策應當與宏觀審慎監管相配合，不宜過度擴張，也不宜過度收縮。流動性管理以及結構性管理工具需相機進行創新。五是鑒于新常態時期經濟結構的大調整，各種傳統金融政策傳遞路徑受到沖擊，因此大規模創新各種政策工具，相機進行結構性和總量調整尤為重要。

　?。ㄔ膩碓矗航洕請?作者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