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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名舉報反腐一走30多年 云南省原政協副主席為何舉報白恩培
退休副部級干部:我為何舉報白恩培
每天8點,楊維駿都會堅持游泳一個小時,這讓年過九旬的他精神矍鑠,思維敏捷。這位92歲的副部級退休老干部告訴記者:“這個習慣我保持了20多年,只有身體硬朗,才能在反腐路上繼續走下去。”
從上世紀80年代末打擊“官倒”開始,楊維駿便堅持實名舉報反腐,一走就是30多年。自從2008年開著公車帶農民上訪后,“打虎英雄”出了名,從各個途徑送來的舉報材料越來越多,書房放不下,就堆到了客廳,對此他都欣然接受。“大多是被坑害的農民送上來的舉報材料,他們缺乏上訪渠道,我必須幫助他們。”
近日,楊維駿再次受到關注,這是因為他斗了10年的原云南省委書記白恩培終于落馬了。
8月29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發布消息,十二屆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原云南省委書記白恩培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9月3日,中央組織部有關負責人證實,白恩培涉嫌嚴重違紀違法,中央已決定免去其領導職務,現正在按程序辦理。
楊維駿長期堅持的實名舉報,在高潮迭起的反腐大戲中堪稱一個精彩的插曲。
一位和白恩培斗了10年的老人,如何走過這30年的反腐之路?
白恩培屢違背經濟發展規律
楊維駿認為這比貪腐更可怕
“壞的政策方針比貪腐更可怕!他提出一個口號叫 ‘大昆明’。‘大昆明’就是毀鄉造城,采取這種方式來擴大市區的范圍。然后全省很多地區效仿他,‘大大理’、‘大紅河’、‘大曲靖’,在全省掀起一個把郊區蓋成城、把郊區毀掉的浪潮,這是一種災難啊。”
“終于拿下了!”8月29日,得知中央紀委公布曾任云南省委書記的白恩培“落馬”的消息,楊維駿發出了大快人心的感慨,因為這個消息他整整等了10年。
楊維駿是昆明人,1922年出生,歷任民盟云南省委秘書長、副主任委員和中央委員,云南省第五、第六屆政協副主席,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
早在2001年,楊維駿就看出了白恩培的腐敗“野心”。當年他就任云南省委書記,一舉推行“一湖四片”的毀鄉造城大城市化運動,圍著滇池建城市,大片基本農田被毀。“有的每畝市場價400萬元,只給村民12萬元,征地2萬畝總計剝奪村民金額高達千億元,農民多次到省委大門口下跪哭訴,他都坐視不理,百姓給他取綽號叫‘白眼狼’。”楊維駿對此頗為不滿。“規劃違背了經濟發展規律。人為的造城,把原來的水果之鄉呈貢毀掉了,新建的呈貢現在成為空城。我就是從這時候開始反對他的。”
說起10多年前的往事,楊維駿依然激動:“壞的政策方針比貪腐更可怕,難道不是嗎?他提出一個口號叫‘大昆明’。‘大昆明’就是毀鄉造城,采取這種方式來擴大市區的范圍。然后全省很多地區效仿他,‘大大理’、‘大紅河’、‘大曲靖’,在全省掀起一個把郊區蓋成城、把郊區毀掉的浪潮,這是一種災難啊。”
除了“一湖四片”,楊維駿還對白恩培的眾多政策提出了反對意見。令楊維駿印象深刻的是白恩培“快速發展是第一要務,要先于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總方針,而中央的原話僅是“發展是第一要務”,楊維駿認為這和黨中央“‘好’字優先,又好又快發展”的科學發展觀唱反調,于是多次以各種形式表示異議。
在白恩培“快速發展”口號的指導下,云南毀壞生態,變賣礦產,強征民地,強拆民房。“農民沒有地方住了,年輕的農民給他一點錢可以租樓房,七八十歲的老農民不習慣住樓房,只好回家住豬圈、柴房。那里面陰暗潮濕,老人住里面很容易誘發急性病,死了二十幾個人。”說起往事,楊維駿歷歷在目。
向白恩培提意見被無視
走上上訪之路創下紀錄
“我不是共產黨員,為了不聽到反對意見,他就將老干部座談會縮小到黨內召開,我就被排除在外了。于是,我能見他的次數少了,每次開會的時候還有其他民主黨派人士發言,我能夠發言的時間也少了。”
當時,楊維駿就給白恩培寫信,提出省委省政府的聯席辦公會議是錯誤的,黨政要分開。黨政合在一起的聯席辦公會議是違背中央的規定的,毀鄉造城這也是錯誤的,但是反對無用。
同時,楊維駿借著每年省里召開的2次老干部座談會發聲,白恩培依舊沒有理睬。“我不是共產黨員,為了不聽到反對意見,他就將老干部座談會縮小到黨內召開,我就被排除在外了。于是,我能見他的次數少了,每次開會的時候還有其他民主黨派人士發言,我能夠發言的時間也少了。”
不過,楊維駿代表民眾的吶喊并未因此停止。去年,他的一封舉報信在網上公開,指出“云南發生6個大要案”。其中涉及白恩培的是他任云南省委書記時,云南多處礦藏被低價賤賣給私人老板,包括價值5000億的蘭坪鉛鋅礦、價值百億的博卡金礦等。其中,蘭坪鉛鋅礦一案尤其重大。
去年,楊維駿愈戰愈勇,將舉報信直接遞到了中紀委,并創下了中紀委實名舉報人中年齡最大、職務最高、反映問題不為自己而是為老百姓著想的紀錄。而前幾個月,他還給王岐山寫信,舉報白恩培的腐敗劣行。
在楊維駿的印象中,白恩培為人霸道,任人唯親,任人唯順。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白恩培妻子最早是青海省一個招待所的服務員,2007年卻成為云南電網公司黨組書記、副總經理;白恩培來了昆明之后,住在省委大院,嫌上一屆省委書記普朝柱住的地方不好,兩次推倒重建,還購買了豪華的意大利家具;白恩培還把住在他隔壁的三位副省級干部趕走,把那三家人的房子全部變成他的后花園;白恩培愛打高爾夫球,每周三次,不顧忌中央規定,甚至去外省打,打球的賭注高達上萬元一注,還征收好田好地,在全省建造了一百多個高爾夫球場。
反腐路走得異常艱難
支撐著前行的是信念
“我解放前被國民黨追捕過,被特務打傷,我是九死一生,一路斗爭過來的,你說我怕不怕?”
在記者面前的楊維駿,語氣平和,思路清晰,對答如流。他說的最多的是“反腐路太艱難,支撐著我的是信念。”
說起反腐的決心,楊維駿首先向記者提起了自己的出身。“我是城市貧民出生,祖父是挑水工人、祖母也是縫帽子女工。家里從父親這一輩開始參軍從政,父親楊蓁是滇軍名將,也是朱德的結拜兄弟,曾擔任孫中山廣州大本營代參謀長。父親從軍時不拿百姓一針一線,愛兵愛民。從父親的經歷中,我懂得了正義和反抗,也從小對底層人民心懷同情。”
之后父親遇刺身亡,楊維駿出生不久便逃到上海避難,直到15歲回到云南老家。從小在上海長大的他看到租界里洋人趾高氣揚,國家被列強欺凌,家仇國恨縈繞于心。之后,他考入云南大學政治系從政,擔任云大自治會主席,帶著學生們和國民黨三清團斗爭……新中國成立后的10年,楊維駿仕途順暢。37歲時,他已是云南省政協副秘書長。此后,歷任民盟云南省委秘書長、副主任委員和中央委員,云南省第五、六屆政協副主席,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同時跟腐敗較上了勁。因為在他心里,反腐即是為民。
他從1990年就開始舉報腐敗。期間得罪的高官很多,上至省委書記、省紀委書記,下至司法所所長,官員們對他又恨又怕,打擊報復時有發生。“反腐難,難于上青天”是他對反腐30年的總結。
“我只當了一屆全國人大代表,按理可以再任一屆,但他們不讓我當了。我做省政協副主席也是一屆,第二屆又當不成了。”老爺子回憶說,時不時會聽到別人放狠話,“要讓你永遠閉嘴”。去年向中紀委反映情況,舉報信又被媒體發布到網上,省里開會的時候圍攻他,省領導質問他。后來他的電話被監聽,還有車子在門外監視行蹤。他在網上開通的個人博客文章,也經常被封殺。“給我配的公車駕駛員,不允許出城,不能到鄉下去見農民,車子也只能用在生活、不能用于工作。”說起種種苛責,老爺子并不以為然。“我的司機還聽人開玩笑說,以后老爺子出門坐車要戴好鋼盔,抵御機關槍掃射。”而更過分的是,還有官員公開攻擊他,在網上發表文章說他貪污了農民的捐款,是賣國賊。
“得罪那么多高官,怕不怕?”面對記者的提問,楊維駿心存坦然:“我從小學5年級開始就參加抗日學生民主運動,后來是學生運動領袖,解放前擔任云南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被國民黨追捕過,被特務打傷,我是九死一生,一路斗爭過來的,你說我怕不怕?”
雖然已日益力不從心
仍不愿放棄為民伸冤
“老百姓缺乏向上傳遞的渠道,我能通過老干部的身份,與領導的私交,找關系遞信。百姓信得過我,需要我,我也有義務為他們討說法。”
如今,楊維駿的反腐工作并未因白恩培的落馬而輕松一些。在書房、客廳堆積的厚厚的舉報信和資料袋,讓這位老人“難以放下”。
其實,自2008年公車上訪以來,楊維駿就成了當地的反腐英雄,省內各城各區寄來的舉報材料越來越多。“老百姓缺乏向上傳遞的渠道,我能通過老干部的身份,與領導的私交,找關系遞信。百姓信得過我,需要我,我也有義務為他們討說法。”
如今,楊維駿每天三分之一的時間用于查看材料,搜尋證據,對比政策。很多案件,牽涉到產業、金融、法律、政策方方面面的知識,需要大量的積累。而被舉報方也會狡辯,他必須調查研究取證,又做律師又做檢察官。同時,他也不單純反腐,更要提出解決之法,這些都讓他的工作困難重重。
有時候,就他一個人站出來,常常感到孤掌難鳴。然而想起之前成功的例子,頓時又有了勇氣,其中最具影響力的就是褚時健案。“1994年有人舉報紅塔香煙出廠價與市場價相差達一倍,廠長褚時健利用職權獲得了巨額非法財富,甚至有省內領導干部子女牽涉其中。我依照線索展開調查,最終將一份材料遞交到時任云南省委副書記兼省委政法委書記的令狐安手中。緊接著,潛逃國外的褚時健被捕。”
然而這兩年來,楊維駿似乎開始感到了力不從心。“我80多歲時沒有一根白發,但自從86歲公車上訪后,大批百姓來信求助,我就不斷寫材料,上訪,精神壓力太大,用腦過度,如今還得了一種怪病。”楊維駿告訴記者,他的這種病表現為免疫功能紊亂,頭暈乏力,北京協和醫院副院長也查不出原因。同時,老伴因醫療事故誤吸二氧化碳,已連續5個多月吊水,需要他照料。
對此,老伴有時想不通,楊維駿為什么不像其他退休的老同志一樣頤養天年,非要去惹事。還是女兒表示了理解,說這是父親的信仰。
編輯:劉愛梅
關鍵詞:楊維駿 白恩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