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理念，因而被理論界認為是“京津冀一體化”30年來的首次破題。與此同時，“協同發展”理念的提出，事實上也為京津冀兩市一省區域發展真正邁上一體化軌道拉開了歷史大幕。

　　從最初的首都經濟圈到環渤海經濟帶，再到現在的京津冀一體化，京津冀地區被譽為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三極”。由于體制等因素作用，其“一體化”進程卻始終處于“胎動”狀態。不過，這一局面正在被中國最高決策層的強力推進所打破。

　　今年2月2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北京主持召開座談會，專題聽取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匯報，并就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提出七點要求。由此，京津冀一體化被上升為重要的國家戰略。

　　由于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理念，因而本次會議被理論界認為是“京津冀一體化”30年來的首次破題。與此同時，“協同發展”理念的提出，事實上也為京津冀兩市一省區域發展真正邁上一體化軌道拉開了歷史大幕。

　　除了中央層面的上述2月26日會議，和3月5日“京津冀一體化”戰略首次被寫進李克強作為國務院總理的首份政府工作報告外，由于有了方向和目標，京津冀兩市一省地方政府也開始緊急行動。

　　據《新京報》3月27日報道，為協調京津冀一體化發展，北京市已成立了“區域協同發展改革領導小組”，該領導小組由北京市常務副市長李士祥擔任組長，小組辦公室設在北京市發改委。

　　《河北日報》5月30日報道，河北省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辦公室設于廊坊市。

　　除了組織機構相繼成立之外，京津冀兩市一省地方政府的溝通合作也在加強：

　　8月6日，天津市委書記孫春蘭、市長黃興國率領天津黨政代表團到北京考察，雙方簽署了《共建濱海-中關村科技園合作框架協議》等六項協議；

　　7月31日，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省長張慶偉已經率領河北黨政代表團到北京考察，雙方簽署《共同打造曹妃甸協同發展示范區框架協議》等七項協議；

　　8月，有媒體報道，6月份國務院已經成立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任組長的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而該小組自成立到9月4日，短短兩個月時間，已召開了3次會議。輿論認為，作為一個區域協同發展小組，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層級之高、會議頻率之密，在中國區域發展史上罕見，這足以說明京津冀一體化戰略的重要，和該“一體化”推進力度開始加大。

　　作為珠三角、長三角之外的我國最重要的第三大城市群和經濟增長極，和珠三角、長三角相比，京津冀地區的一體化程度相對較低，區域之內不僅沒有形成高低搭配的合理產業布局，反而出現大量的重復建設和相互競爭，這其中主要障礙是區域內行政壁壘。一個小細節也足以看出三地之間的割裂，河北與北京和天津之間對接的高速公路、國道和省道存在諸多“斷頭路”。專家質疑：一個在交通上都無法完全貫通的地方區域，又如何能夠實現高層次的一體化合作？

　　為此，輿論認為要實現京津冀兩市一省“1+1+1>3”的“一體化”效應，就必須打破區域內的利益藩籬，加強“市場之手”，同時發揮好政府作用。

　　也有輿論認為，雖然相對于珠三角和長三角，京津冀的確存在先天不足。不過，也應該看到，有了中央強力支持，京津冀兩市一省如果能從一開始就進行更為先進、合理的戰略選擇，則會實現較強的后發優勢。這一后發優勢的基礎，首先在于北京創新能力和現代服務業發展的潛力；其次是津冀先進制造業以及服務業等相關產業的優化發展，這是“京津冀”確立和依循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增長和可持續發展道路的主力。

　　與此同時，兩市一省還應該創新市場共建機制，積極探索區域內資源要素自由流動的制度安排，形成有利于承接京津功能疏解和產業轉移、有利于資金科技人才等各類要素自由流動、促進一體化發展的政策體系。創新利益共享機制，探索建立橫向與縱向結合、公平與效率兼顧的區域協調機制。創新公共服務機制，主動加強與京津兩市的溝通協商，對接京津制度安排和服務水平，逐步縮小與京津公共服務的差距，大力推進京津冀公共服務的同城化建設。

　　另外，京津冀兩市一省還可以在戶籍改革、教育協作等方面探索適合自己區域發展的新路徑，拆除區域內有礙經濟社會發展的政策壁壘，在通訊和交通方面實現互聯互通，實現區域內人、物、資金“三流”合理自由流動與充分融合，努力創造公平合理的經營、創業、生活環境。

　　獨行只能走快，眾行才能走遠。只要增強推進協同發展的自覺性、主動性、創造性，增強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形成新體制機制的勇氣，京津冀一體化發展之路必將越走越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