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與湯一介先生的交往

　　陳鼓應/口述

▲今年五月十一日陳鼓應先生在湯一介先生家中探望 

▲季羨林先生(左)與湯一介先生(右)

▲上世紀90年代，道教國際學術會議上，左起：陳鼓應、湯一介、柳存仁

　　▲1987年，國際儒家學術會議在山東曲阜召開。圖為湯一介先生(左二)和張灝（左一）、杜維明（左三）、陳鼓應（右一）等與會學者在泰山

　　我是1984年從美國回大陸講學的。在這之前，上世紀80年代初，湯一介先生夫婦應邀到美國訪學，那一次，他們從美國西海岸的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到哈佛，我正住在柏克萊，在校園里面最初認識了他們。湯先生的書我很早就看過，他的父親湯用彤先生的《魏晉玄學論稿》和湯先生本人的書在臺灣一度是禁書，但我都看過。1984年我回到祖國大陸，在北大講尼采和莊子。1984年秋冬之后，我留在了北大，當時發聘書的就是中哲組主任湯一介先生。他不僅是我的同事，更是我的兄長，我們一起做道家哲學研究，一起舉辦過很多有影響的學術會議。三十年來，結下了深厚情誼。

　　共同走過的日子

　　在湯一介先生的一生中，創辦和主持中國文化書院是件重要的事情。1984年10月，中國文化書院開始籌辦，創辦書院的緣由和宗旨他專門寫文章談過，我就不多說了。

　　那是“文革”之后百廢待舉的年代，中國文化書院的創辦使它成為學界的一個大聚會，因為湯先生主持的緣故，能夠將許多德高望重的學人會集在一起，比如，梁漱溟、馮友蘭、張岱年、季羨林、周一良、任繼愈、侯仁之、戴逸、朱伯崑等。那時，我也有幸成為書院的“導師”之一。那時期，正好是國家改革開放的初期，“文革”對文化尤其是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沖擊太大了——我跑過世界很多地方，沒看過有哪個國家對自己民族的文化那樣的批斗毀損。在法國，我看到他們為高中生編的古典文化讀本，要求每個高中生要讀18本到20本傳統文化教材。這給我的印象很深，回國以后，我跟社科院領導、北大領導，在很多學術會議上，我都談到這些看法，再不能那樣對待傳統文化了。其實，當時很多人也都有這種認識，中國文化書院的創辦正當其時。書院主張要有一個自己的文化傳統，所以我們以“儒道”文化為主，邀請學者們到各地講學，大家用自己的所學來講課，深受學員歡迎，我們最多的一期，報名學員竟達到一萬多人！中國文化書院做了這樣一個工作，就是文化經過了“文革”的震蕩，我們致力于依托時代體認重新對古典文化做出新的詮釋。

　　湯一介先生的了不起不僅在于創辦中國文化書院，他還能夠把分散在各個地方的學者會集起來，共同為弘揚中國文化做一些事情。每個學者的觀點，其實都各不相同，但湯一介先生富有人格魅力，能夠團結大家，形成一個熱烈的百家爭鳴的學術氛圍，大大地推動了當時的學術繁榮。中國文化書院那個時候還經常照顧老一代學者，比如為他們過生日，借機研討學術等。湯先生不僅對于學術界的前輩細心照顧，我初來北方，生活上不太習慣，他都會幫我雇一個助理。

　　我們共同操持過一些重要的學術會議。比如1987年，我們參加了“文革”后第一個國際儒家學術會議，那是一次真正的儒家學術盛會，全世界研究儒學的著名學者都聚集到了曲阜。我和杜維明、張灝等還跟隨湯先生一起爬了泰山。臺灣提倡傳統文化多年，但沒有開過這樣大型的國際學術會議，改革開放不久的大陸卻開成了，我作為研究道家的學者也參與了這次盛會。我和湯先生在上世紀90年代（1996年、1998年）還組織過道家、道教國際學術會議，當時參會的學者多達百余人，像柳存仁、饒宗頤、季羨林、施舟人這些泰斗級的人物統統到會，這樣的學術規格以后好像沒見過，都是在湯先生的主持下做到的。

　　他的學術人格令人景仰

　　湯一介先生是個極其寬厚的人，說他極其老實也可以，他甚至不懂如何“對付”惡人。我剛到北京的時候，曾經見過他被一個人氣得直哆嗦，那個人真是太不像話了，但湯先生毫無辦法。他真是海量。

　　有一年，湯先生、葉朗、趙敦華和我一起到比利時魯汶大學訪問，一天在旅館吃過飯后聊天，湯先生對我們說過這樣一段話：我75歲了，一路走來，老子講“有容乃大”，我覺得我的一生最重要的就是“有容乃大”。湯先生這個人，他不僅是說，他還有踐行。現在大家知道他搞《儒藏》，研究儒學，可是他帶了40幾個博士，他們不僅研究儒家，研究道家的也有十幾個。現在在道家哲學方面影響很大的，像張廣保、韓國的崔珍熙等都是湯先生的學生。他的學術真是“有容乃大”。

　　我還要強調湯一介先生的學術人格。究其原因是因為中國的傳統有“文人相輕”的說法，我經常往返于兩岸及香港地區，對此有深刻感觸。學術界“文人相輕”常常是較為嚴重的，但湯先生不是這樣，他決不會因為觀點不同而排斥人，湯先生尊重不同的學術觀點，他是真的尊重。他能夠欣賞別人的優點，一生從不講別人的缺點，他對學人的親切感和凝聚力真的很少見。他總想著能幫別人什么忙，能為別人做點什么。今天，在靈堂面對湯先生的照片，我的腦子里瞬間涌現出很多過往，尤其是湯先生待人的真摯。他不僅寬厚，他是將情感和關懷注入每個人，很真誠地面對每個人。記得與他每次見面告別時，他總是會對我說，“希望你還是能夠回來。”他不是說說而已，事實上總是和比如哲學系主任王博一起想辦法，為我安排職位、尋找機會。我想，他的這種真誠、熱心不只對我，對別人也是一樣。他在海內外學人的溝通上，也盡了很大的心力，熱心為他們搭建你來我往的學術平臺，只有像他這樣寬宏大量的人才能做到這一點，不厭其煩。湯先生能夠團結大家，從這一點講，他是真正的學界領袖，我覺得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他家學淵源，很多學者都是湯用彤先生的學生，他有這個先天資源；二是他個人的學術地位、學術成就；三就是他的學術人格。第三點我認為是最重要的。

　　湯一介先生還是一位有著強烈民族意識的學者。講個故事。有一次，我和梁從誡在華僑大學開會，我們住一個房間。因為當時談到金岳霖，梁從誡對我講：“陳先生，我跟你講一個事情，你聽后一定會吃驚，金爸爸遺囑的第一條是感謝中國共產黨解決了中國的民族危機問題。”我聽后確實吃驚。回到北京我就和湯先生講起這件事，湯先生說，是啊！我們這一代人都是這樣。我想說什么呢？就是像湯一介先生這樣的學者、知識分子，一百多年來的民族危機意識，在他們的身上體現得很充分：一方面他們渴望精神自由；另一方面，他們都懷有強烈的民族危機意識和愛國情感。

　　他晚年很溫馨的一件事

　　對于《儒藏》的編纂，從我個人感情講，我覺得湯先生晚年可以不做這個事。他可以做些自己的事，比如寫寫文章。但湯先生是個有著濃厚的傳統知識分子心境的學者，所謂立德、立功、立言。所以他在晚年，擔起了這副文化重擔。我覺得他如果不親自去做這么繁重的編纂工作，他可能不會辛勞成疾。

　　近年來，我在北大辦嚴復講座，第一講的主講人就是湯先生，他講救亡與啟蒙，他的觀點總是很有創見。湯先生晚年寫了不少東西，有的是寫出來還沒有發表的，我希望這些東西將來能夠整理出來發表。

　　現在社會各方都非常重視文化的問題，優秀傳統文化能為時代提供滋養。傳統文化離我們并不遙遠，比如當下民眾最關心的“反貪腐”，可以說就和老子“為而不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的思想是一致的。“為而不爭”是發揮你創造的動力，收斂你占有的沖動；“不有”“不恃”是不要把生產資料貪婪地據為己有。學習傳統文化，讓優秀的傳統文化與時代結合，創造出新的中國當代的文化，所以我贊成湯先生“反本開新”、“舊邦新命”的理念。

　　今年的五四，我從海外回來，一下飛機就聽說中央領導看望了湯一介先生，我很感動。因為我跟湯先生這樣的關系，我覺得很溫馨。他已經生病了，還忘不了他的工作、他的使命。這個時候中央領導去看他，我覺得這真的是湯一介先生晚年很溫馨的一件事。

　　（王小寧/采訪整理）

　　原標題：憶與湯一介先生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