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化、國情、實踐，以及我們政權的性質，決定了我們的協商民主是世界上獨特、獨有、獨到的民主形式。

　　習近平同志說，協商民主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中獨特的、獨有的、獨到的民主形式。為什么是“獨特”、“獨有”和“獨到”的呢？是因為孕育和誕生它的這塊土地是獨特的，這塊土地上的人民是獨特的，這塊土地上的文化是獨有的，這塊土地上發生的一系列故事是獨到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之樹沒有生長在泰晤士河邊，沒有生長在密西西比河畔，而偏偏生長在長江、黃河兩岸，那是因為它根下的沃土。所以，習近平同志在9月21日的講話中用五個“源自”闡明了中國協商民主的歷史淵源和現實追求。

　　“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水土異也，符合生物學原理。如相反，倒是奇怪的。

　　我們應該感到慶幸和自豪，中華文化是在世界上流淌了五千年雖百折而沒有斷絕的文明。按照薩特先生的理論———“存在即是合理的”，這么長時間的存在，其合理性毋庸置疑是深厚的。“大道為公”、“和而不同”、“兼容并蓄”———這是先秦和秦漢時期就早熟的政治思想、政治理念，所以盡管我們經歷了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卻也不乏諍臣、諫臣，不乏言官、御史這樣的制度。盡管那時的制度和今天的協商民主截然不同，但是，那時的積淀仍為今天的協商民主提供了有益的養料。

　　我們也經歷過衰落和失敗，經歷過“國破山河在”的慘痛。我們不是一個拒絕學習的民族，不是一開始就拒絕別人的好東西的。從清末遍及全國的洋務運動開始，我們甚至不惜向曾經用堅船利炮敲開我們大門、掠走我們白銀的西洋的、東洋的“先生”們學習。于是，我們也有了“憲法”，也有了“總統”，也有了“議會”，甚至也有了“咨議局”。那又怎樣呢？所有這些“洋玩意”都發生了水土不服，都解救不了危難的中國。如果說這場學習還有些收獲的話，那就是它讓我們在切膚之痛中感受到了四個字———此路不通。

　　在“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的情況下，我們有了中國共產黨，我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我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指引給我們的道路和制度。期間，我們經歷了成功的探索和實踐，也經歷過挫折和彎路。但我們總是在前進，總是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征途上義無反顧，中國式協商民主經歷了N多個第一次：

　　———“三三制”政權。在尚未取得全國政權、地處一隅的情況下，創造性地將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相結合，建立各抗日階級的統一戰線政權，以民主的大旗團結和凝聚起民眾千千萬，將抗戰進行到底。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次；

　　——“協商建國”。在以武裝斗爭的方式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之后，沒有將政權“收入囊中”、“得而私之”。它不同于北美獨立戰爭勝利后在爭吵與妥協中建立的美利堅合眾國，也不同于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炮轟冬宮后成立的蘇維埃，而是以協商民主的方式建立人民共和國。這在世界政治史上是第一次；

　　——“保留政協作為多黨合作的機構”。在人大成立后，為了既尊重多數又照顧少數，將人民政協作為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機構和統一戰線的組織繼續發揮重要作用，既不同于西方的多黨輪流執政和兩院制，也不同于蘇聯的一黨執政。這在世界政治史上是第一次；

　　——“健全協商民主制度”。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不斷開拓創新，豐富完善，響亮地提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概念。這在世界政治史上還是第一次……

　　所有這些第一次都是為著解答這樣一些現實問題的：

　　在我們這樣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有著大一統文化傳統的國家，如何避免和防止出現群龍無首、一盤散沙、黨爭紛沓、互相傾軋的現象？

　　在我們這樣一個有著960萬平方公里國土、56個民族，東西差別、城鄉差別、民族差異都十分巨大的國家，怎樣在尊重多數人權利的情況下照顧少數人、少數民族和弱勢群體的合理訴求？

　　在我們這樣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怎樣防止和避免人民只有投票的權利而沒有廣泛參與的權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后就進入休眠期的問題？

　　“大廈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闊，非一流之歸也”，歷史、文化、國情、實踐，以及我們政權的性質，諸多源頭共同匯聚，諸多因素綜合作用，決定了我們的協商民主是世界上獨特、獨有、獨到的民主形式。正如許多國家的民主政治道路都是自身歷史邏輯發生作用的結果一樣，英國的、美國的、法國的、日本的乃至世界上所有國家的政治制度，沒有一個制度是完全相同的，而我們的道路制度選擇也遵循著我們自己的歷史鐵律。

　　我們這樣說，絕不意味著要拒絕有益的人類文明成果。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說的，“對豐富多彩的世界，我們應該秉持兼容并蓄的態度，虛心學習他人的好東西，在獨立自主的立場上把他人的好東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們自己的好東西，但決不能囫圇吞棗、決不能邯鄲學步。”判斷的標準是什么呢？習近平同志用一句古語形象地予以說明：“履不必同，期于適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用俗話說，就是鞋子合適不合適，只有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