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初匯率并軌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長期單邊走強，到2013年底，中間價較并軌初期累計升值43%。2014年初，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和交易價連創1994年并軌以來新高。然而，正當市場驚呼人民幣匯率即將進入5時代之際，自2月中旬尤其是3月17日新匯改以來，人民幣匯率一改單邊走勢，呈現有漲有跌的雙向波動。

　　人民幣匯率趨向均衡合理是雙向波動的宏觀基礎。過去較長時期特別是2005年7月匯改以來，人民幣匯率加速升值的邏輯，并非是參考一籃子貨幣調節，而是因為我國國際收支的主要矛盾已經從外匯短缺轉為貿易順差過大、外匯儲備增長過快。2007年，以貨物貿易順差為主的經常項目順差相對于國內生產總值之比最高達到10.1%。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擴內需、調結構、減順差、促平衡”，從2010年開始經常項目順差占比回落到國際認可的合理標準以內，2013年為2.0%，2014年上半年進一步降至1.8%。這顯示人民幣匯率趨向均衡合理，人民幣對外不存在大幅升貶值基礎的觀念正逐漸深入人心，匯率升值預期也日益弱化。自2013年起，雖然境內外人民幣匯率重現升值壓力，但遠期市場卻逐漸出現美元對人民幣升水，即未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貶值。這主要與本外幣利差有關，不知不覺中，境內外匯市場已逐漸趨近于利率平價理論所反映的成熟外匯市場運行狀態。

　　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的微觀市場條件也日趨成熟。本次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主要發達經濟體紛紛采取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造成全球低利率、寬流動性，中國也深受其影響。2010年以來，除2012年資本項目出現少量逆差外，其他年份資本項目已超過經常項目成為我國國際收支順差、外匯儲備增加的主要來源。2013年，該比例分別為36%和64%。2014年一季度，經常項目順差只有70億美元，資本項目順差卻達到940億美元，跨境資本凈流入對當期國際收支順差的貢獻率達到93%。人民幣匯率走勢受跨境資本流動的影響，越來越偏離商品價格屬性，而更多具有類似股票、債券等資產價格的屬性，心理預期、價值重估等非流量、非交易因素對匯率的影響加大，決定人民幣匯率走勢的影響因素更加復雜。

　　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將會成為新常態。一方面，盡管現在人民幣匯率出現了波動，但是影響跨境資本流動的基本面因素并沒有發生根本改變。上半年，我國經濟增速，就業、物價這些主要的經濟指標都保持在年度預期目標范圍。下一步，我國政府將繼續按照“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的思路，著力增加有效供給，不斷滿足新增需求，注意防范和化解潛在風險，這將有利于中國經濟保持平穩發展。市場普遍認為，現在人民幣匯率是雙向波動而非趨勢性變化，市場主體減少結匯、增加購匯的財務運作是適應性調整而非市場恐慌。但另一方面，國內國際上還有很多不確定、不穩定的因素，在我國經常項目收支趨向平衡、人民幣匯率接近均衡合理水平的背景下，跨境資本流動有進有出、人民幣匯率有漲有跌的雙向波動將會經常發生。

　　積極管理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的風險。2014年3月新匯改的實踐表明，當人民幣匯率趨向均衡合理后，隨著匯率形成市場化程度提高，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是有可能的。外貿進出口順差不代表人民幣必然升值，本外幣正利差也不表示利差交易必然成立。為此，境內機構應該改變單邊預期和單向操作的慣性，樹立正確的匯率風險意識，積極管理匯率雙向波動的風險。面對匯率走勢的不確定性，應該養成對沖外匯敞口風險的習慣，而不是以主觀臆斷替代市場操作。同時，還應該正確認識匯率避險工具的作用，不能把匯率避險當作賺錢的工具，而是基于實際貿易和投資背景對外匯敞口進行適度套保，提前鎖定收益或者成本，然后集中精力做好主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