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地方收取“附加費”情況普遍存在，部分地方收取水費時附加“南水北調基金”、電費附加“線路維護費”，甚至辦網吧要繳納30萬元的“誠信守法及產業發展基金”，目前“附加費”清理存在很大的空間。目前全國性廣泛收取的各類民生資源“附加費”，不下20種，滲透到了衣食住行各個領域。(11月24日《新京報》)

　　媒體的曝光讓公眾看到了“附加費”亂象的嚴重，盡管財政部明確表態要進行清理，但如何清理，清理的效果如何，難免令人心里犯嘀咕。因為類似的清理之前已多次開展，然而自查式和運動式的治理，既無法做到治標，更無以實現治本，邊治邊反彈的現象屢禁不止。比如有些過期還依然在征收，有的被取消了，又換個名稱繼續征收，說白了，在收費思維大于一切的情況下，這樣的狀況幾乎無以避免。

　　民生資源“附加費”給一些亂收費創造了條件，并因為捆綁式征收，使得公眾幾乎很難有拒絕的力量，也因為變得隱蔽而容易躲過監督，正是因為如此，在行政性清理的促使下，其以民生資源“附加費”，滲透到衣食住行的各個領域，并將這一路徑運用到了極致。自然，如何清理“附加費”亂象就成了一個亟待解決的難題。

　　表面上看，“附加費”亂象的根源在于收費思維在作崇，根本上講還是對權力缺乏約束，或者說現行的約束機制完全失靈。比如對于行政性收費有明確的“目錄清單”，還有相應的程序限制，然而由于內控的機制不暢通，效力不高，加之監督機制沒有及時跟進，使得這一制度安排被架空。若是借鑒“費改稅”的已有經驗，清理“附加費”亂象就不能止于“清理”，而應在做好頂層設計的基礎上，將其真正納入法治化的軌道。

　　現在的當務之急，就是要加強對政府行政事業類收費的立法，首先實現治理本身的法制化。“附加費”亂象的產生，既源于對權力的約束不力，也源于相應的標準和程序不清，還缺乏具體的操作性，無論是內部控制還是外部監督，都還未能建立明確而剛性的責任體系，比如如何設立統一的目錄清單，如何做好程序性把關，是否舉行聽證會，如何做到“收支兩條線”，如何做到賬務的公開和審計的補位……只有把收費像征稅一樣規范了起來，并最終納入了法治化的軌道，那么這種搭車收費的行為，才會被關進籠子中。

　　從計生輔養費到環境污理費，從高速通行費到道路停車費，以行政性收費為代表的政府非稅收入，存在著數額大、征收主體多元化、管理規范性差等多種問題，在很多地方，政府非稅收入已然成為地方收入的主要收入。比如2012年，審計署發布對全國54個縣財政性收入的審計調查，當前縣級政府的獨享稅種(如契稅等)稅源較為分散，縣級財政性收入中非稅收入占比相對較高。2011年，54個縣實現的財政性收入中，非稅收入占60.45%，超過稅收收入20.90個百分點。在中央大力取消項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營改增”擴圍提速、實行大幅度的減稅的背景下，嚴控地方“附加費”亂象必須實行釜底之治。

　　從某種意義講，實現政府行為的自我規范，最終還得走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國之路。糊涂的“附加費”亂象應依法規范，這既是政府自我改革的需要，也是對依法治國能力的有效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