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員名片：

　　梁曉聲，當代著名作家，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第十、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中央常委。

　　1949年9月22日，我出生在哈爾濱市安平街一個住戶眾多的大院里。我的家是一間半低矮的蘇聯式房屋。鄰院是蘇聯僑民的教堂，經常舉行各種宗教儀式。我從小聽慣了教堂的鐘聲。

　　我的父母都是文盲，但是與父親是個崇尚力氣的文盲相對，母親是個崇尚文化的文盲，她從小就告訴我們，將來要成為靠文化自立于社會的人。

　　母親從外祖父那里知道許多書中的人物和故事，而且聽過一些舊戲，樂于將書中或戲中的人物和故事講給我們。母親年輕時記憶強，什么戲劇什么故事，只要聽過一遍，就能詳細記住。母親善于講故事，講時帶有很濃的個人感情色彩。我從五六歲起，就從母親口中聽到過《包公傳》、《濟公傳》、《楊家將》、《岳家將》、《俠女十三妹》的故事。母親是個很善良的女人。善良的女人大多喜歡悲劇。母親尤其愿意、尤其善于講悲劇的故事：《秦香蓮》、《風波亭》、《趙氏孤兒》、《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母親邊講邊落淚，我們邊聽邊落淚。我如今在創作中追求悲劇情節，悲劇色彩，不能自已地在字里行間流溢濃重的主觀感情色彩，可能正是由于小時候聽母親帶著她濃重的主觀感情色彩講了許多悲劇故事的結果。

　　待我們長大一點，不滿足于母親講故事，渴望自己看書時，為了給我們買書，母親從未猶豫過。沒有錢，她就向鄰居借。作為一個沒有文化的女人，母親就是憑著自己作為母親的本能認為，讀書對于她的孩子們總歸是有益的事。

　　我記得一次我想買《紅旗譜》，為了要錢，就去母親做活的條件低劣的街道小工廠找母親。那個街道小工廠里的情形像中世紀的作坊。200多平方米的四壁頹敗的大屋子，低矮、陰暗、天棚傾斜，仿佛隨時會塌下來。五六十個家庭婦女，一人坐在一臺破舊的縫紉機旁，一雙接一雙不停歇地加工棉膠鞋鞋幫。到處堆著氈團，空間氈絨彌漫。所有女人都戴口罩。夏日里從早到晚，一天戴八個乃至十個小時的口罩，可想而知是種什么罪。幾扇窗子一半陷在地里，無法打開，空氣不流通，悶得使人頭暈。耳畔腳踏縫紉機的聲音響成一片，女工們彼此說話，不得不摘下口罩，扯開嗓子。話一說完，就趕快將口罩戴上。她們一個個緊張得不直腰，不抬頭，熱得汗流浹背。有幾個身體肥胖的女人，竟只穿著件男人的背心。我站在門口，用目光四處尋找母親，卻認不出在這些女人中，哪一個是我的母親。后來負責給女工們遞送氈團的老頭問我找誰，我說出了母親的名字。老頭用手一指。我這才發現，最里邊的角落，有一個瘦小的身軀，背對著我，像800度的近視眼寫字一樣，頭低垂向縫紉機，正在做活。

　　“媽，給我兩元錢……”我本不想再開口要錢。親眼看到母親是這樣掙錢的，我心里難受極了。可不想說的話說了。我追悔莫及。

　　“買什么？”

　　“買書……”

　　母親不再多問，手伸入衣兜，掏出一卷毛票，默默點數，點夠了兩元錢遞給我。

　　我猶豫地伸手接過。

　　離母親最近的一個女人，停止做活，看著我問：“買什么書啊？這么貴！”

　　我說：“買一本長篇。”

　　“什么長篇短篇的！你瞧你媽一個月掙三十幾元錢容易嗎？你開口兩元，你媽這兩天的活白做了！”那女人將臉轉向母親，又說：“大姐你別給他錢，你是當媽的，又不是奴隸！供他穿，供他吃，供他上學，還供他花錢買閑書看呀？你也太順他意了！他還能出息成個寫書的人咋的？”

　　母親淡然苦笑，說：“我哪敢指望他能出息成個寫書的人呢！我可不就是為了幾個孩子才做活的么！這孩子和他哥一樣，不想穿好吃好，就愛看書。反正多看書對孩子總是有些教育的，算我這兩天活白做了唄！”說著，俯下身，繼續踩縫紉機。

　　當我竟然也成了寫書人的今天，每每想起兒時的這些往事以及這份特殊的母愛，不免一陣陣心酸。我在心底一次次呼喊：我愛您，母親！

　　（本文摘編自作者《母親》散文，標題為編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