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仇和拜佛捐功德 開發商提供美元

　　今年兩會剛剛結束，3月15日，中紀委宣布云南省委副書記仇和被查。知情官員稱，仇和在任期間強勢造城，多個地產項目違規。落馬前后，“左膀右臂”亦被調查。一名昆明官員形容仇和的風格，疾風驟雨式的改革，曾為城市帶來新鮮面貌，但“碾壓”式的執政方法，留下尋租空間，“人治”色彩濃烈。

　　2008年9月26日上午，時任昆明市委書記的仇和參加中國最大珠寶城建設的奠基儀式，該項目投資28億人民幣。圖/CFP

　　3月20日，昆明，拆遷后的老螺螄灣市場變成新螺螄灣商業中心，老商戶被迫遷往十余公里外中豪集團開發的新商貿城。新京報記者 胡涵 攝

　　3月17日，宿遷市，中豪集團投資的運河文化城內，一住宅項目緊急貼上了停工通知。中豪集團內部人士稱，集團實質上已經資金吃緊。網絡截圖

　　2008年12月27日，昆明，時任昆明市委書記的仇和參加一次活動典禮，手上貼著打吊針用的醫用膠布。圖/CFP

　　昆明知情官員稱，仇和在任期間強勢造城，多個房地產項目違規；落馬前后“左膀右臂”亦被調查

　　仇和

　　1957年1月生，江蘇濱海人，曾因推行激烈改革而被稱為“最富爭議的市委書記”，被視為中國個性改革官員的代表。

　　1996年起，仇和在江蘇宿遷先后任副市長、代市長、市長、市委書記，2006年擔任江蘇省副省長，2007年底，調任昆明市委書記，2011年底，擔任云南省委副書記。

　　今年3月15日，中紀委宣布仇和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在接受組織調查”。

　　昨日，云南省人大常委會決定罷免仇和全國人大代表職務。

　　今年兩會剛剛結束，個性官員仇和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結束了政壇演出。

　　從沭陽縣起步，仇和的名字與“改革”密不可分。吏治整頓、城建拆遷和環境治理等措施，讓他迅速贏得政聲人望，但舉報和批判亦一路同行。

　　一名昆明官員這樣形容仇和的風格，“像駕駛著一輛巨大的城市坦克，一路碾過。”他說，“仇式”風格疾風驟雨式的改革，曾為城市帶來過新鮮面貌。但“碾壓”式的執政方法，也留下了尋租空間，仇和的“人治”色彩愈發濃烈。

　　爭議起時，仇和曾言，自己的目標是“以人治推動法治”。學者石鵬飛對此曾有期待，提出“仇和新政”的完美結果應是“培養出成熟的反對派”，然而，未及“推動法治”，仇和已因“人治”落馬。

　　仇和的“左膀右臂”

　　2007年12月，仇和從江蘇省副省長任上調往云南，出任昆明市委書記。

　　“我到昆明工作，人地兩疏，和大家無親無故；從未共事過，與大家無恨無怨；只身一人，無牽無掛；工作一定能無私無畏”。這是甫到昆明，仇和發表的“八無感言”。

　　事實上，他并非“只身一人”。

　　3月18日，仇和落馬3天后，昆明市委常委、副市長謝新松同樣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

　　仇和到任昆明3個月后，時任宿遷市宿城區委副書記、區長的謝新松就追隨至昆明，任昆明市委副秘書長、辦公室主任。

　　1998年，從沭陽縣縣委研究室副主任起步，謝新松跟隨仇和13年，并擔任過其秘書。據媒體報道，謝新松對仇和的執政思路非常熟悉，悟性很強，是仇和在宿遷大力推行改革的得力助手。

　　宿遷的一位官員評價，仇和去昆明，也帶去了左膀右臂，謝新松是“左膀”，劉衛高是“右臂”，一個是得力秘書，一個負責商業開發。

　　仇和落馬后，劉衛高的名字也浮出水面，他被坊間稱為仇和背后的“神秘富商”。

　　劉衛高，曾是全國人大代表、中豪商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以下簡稱中豪集團）。

　　3月17日，仇和落馬2天后，中豪集團官網貼出公告：因其個人原因，劉衛高申請辭去中豪商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職務。

　　今年二月底，宿遷市委的一次內部會議上，有官員證實，劉衛高正在接受調查，并因此請病假缺席了今年的全國兩會。

　　這位神秘富商最近一次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是他在昆明的螺螄灣項目。

　　據媒體2011年報道稱，當年螺螄灣項目的土地出讓拍賣會，整個過程只持續了約5分鐘。而在2011年3月16日，27塊需整體競買的地塊，云南中豪置業有限責任公司以掛牌起價64.87億元獲得，整個交易也僅用了不到10分鐘。

　　劉衛高和仇和的關系從宿遷開始就廣為人知。

　　“劉半城”穩賺不賠的買賣

　　以前，江蘇省宿遷市的街頭，曾奔馳著兩輛相同牌照的轎車：蘇N00000。一個牌照曾屬于市委書記，另一個黑色的外商專用牌照，則屬于劉衛高。

　　如今，劉衛高在宿遷的房產項目囊括了小區、商場、寫字樓、娛樂設施等，幾乎占據了宿遷新城的半壁江山。劉衛高因此被戲稱為“劉半城”。

　　在宿遷，劉衛高的政治資源幾乎是公開的秘密：仇和。

　　2003年，劉在宿遷投資兩百萬建立了芬那絲襪業有限公司。宿遷本地企業家王明（化名）回憶，襪廠建立后，劉衛高充分展現了“社交本領”，利用投資商身份在宿遷官場四處活動，有段時間宿遷市政府贈送外地官員和客商的禮物，很多都是“芬那絲”的襪子。

　　王明回憶，劉衛高與仇和的結緣，源于宿遷市政府的一次義烏考察。仇和對義烏的商貿模式一直有興趣，考察期間劉衛高組織接待、參觀，贏得了與仇和交流的機會。

　　中豪集團一位高層人士透露，劉衛高做了很多功課，揣摩了仇和的心思，以了解仇和的招商引資思路。

　　此時，宿遷市的招商引資工作剛剛布入正軌。 2002年，仇和把在沭陽開展的全民招商模式帶到宿遷，要求1／3干部離崗招商、1／3干部輪崗創業。

　　當時負責招商的一名官員回憶，劉衛高帶來的兩百萬項目，已經屬于宿遷所能引來的“大項目”了，因此，當劉衛高向仇和介紹義烏小商品城模式后，仇和決定，將義烏小商品城的模式復制到宿遷。這一決策的執行者，自然就是劉衛高。

　　宿遷城區始建于1997年的一個批發市場成了試驗田，但在拆遷中，劉衛高提出，原址重建規模無法擴展。后來，市政府為劉衛高另批了一塊地方，由劉衛高投資26億。2005年8月1日，宿遷·義烏國際商貿城破土動工。

　　在其他企業家看來，這個項目幾乎是仇和送給劉衛高“穩賺不賠”的買賣。在舊市場被拆掉后，老的商戶只能選擇購買新商貿城的商鋪，而老批發市場的地塊，還可以接手繼續開發。

　　同樣是開發商的王明估計，僅此一個項目，劉衛高至少凈賺了七八億元，自此一躍成為宿遷名氣最大的商人。

　　王明回憶，劉平時很少與本地企業家打交道，每次見到劉，他都跟在時任仇和秘書的謝新松后面；另一位開發商稱，劉衛高當時在宿遷的拿地等行為，都是通過謝進行。

　　昆明的江浙企業大潮

　　剛到昆明，仇和提出“全城改造城中村”，要在5年內重建三百多個城中村。改造方法，正是他在宿遷的“義烏商貿城”模式。

　　劉衛高正是看準了仇和提出的“以大項目帶動城中村改造”，才從宿遷“追隨”，以“復制宿遷義烏商貿城”的名義進駐昆明。

　　仇和入滇半年之后，2008年5月，劉衛高的云南中豪置業有限責任公司在昆明官渡區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冊成立。

　　工商注冊資料顯示，公司經營范圍為房地產開發經營和房屋拆遷工程等。

　　此時，宿遷官場已有人不解，“仇書記這么聰明的人，為什么要帶他過去？”

　　昆明市一位官員透露，在劉衛高接盤螺螄灣項目之前，老螺螄灣地塊是被分散的昆明本地企業買走的，但分散經營，不合仇和的開發理念，因此，該地塊又以某種方式重新回歸了競拍，被劉衛高整塊拍走。

　　當時作為政協委員的熊思遠稱，仇和一直看不上本地開發商，云南本地的企業資金分散，長期習慣“窩里斗”，而江浙商人資本雄厚，能符合仇和的要求，這是仇和選擇江浙商人的客觀原因。

　　劉衛高則迅速融資，接盤這一大項目。資料顯示，2008年9月28日，云南中豪的首個大項目——中豪·螺螄灣國際商貿城項目開工。它成為昆明市重點招商引資項目，總投資約580億元，主體商城板塊總占地5705畝。

　　2011年，劉衛高組織了25個財團出資320億投資了新螺螄灣項目。看起來，這是劉衛高與仇和在昆明又一次宏偉的“造城”規劃。

　　但實際上，此時的劉衛高無法滿足仇和“大項目”的要求。

　　中豪集團一位高層人士透露，劉衛高的項目基本是依賴銀行貸款和民間集資，而這或許就是劉衛高與仇和被調查的導火索。

　　新螺螄灣項目投資之前，劉衛高的資本實際上已經揮師江蘇，在宿遷開始了“運河文化城”項目的投資。

　　2010年，劉衛高投資的占地11平方公里的運河文化城啟動，包括若干商品住宅小區、會展中心等二十余項文化旅游產業項目，被視為“中國最大的運河主題大盤”。

　　宿遷市政府內部人士透露，為了獲得體量巨大的土地，劉衛高承接下了附近公路、橋梁和學校等公共工程的建設。

　　因此，一年之后在昆明接下320億項目的劉衛高，實質上已經資金吃緊。

　　中豪集團一位高層人士透露，為解決資金問題，仇和曾幫助劉衛高籌措資金。隨后，劉衛高因涉嫌“非法集資”被帶走調查。

　　去年10月22日，昆明市國土資源局發通告，向25家房地產企業追繳土地價款。中豪置業有限責任公司榜上有名。

　　除了劉衛高，仇和執政的四年，幾乎是江浙企業大規模進駐昆明的時期。

　　多位出租車司機回憶，昆明街頭不少在建的房地產項目都掛著“江蘇建工”橫幅，一時間，“滿城盡是江浙商”。

　　房產項目外，仇和在昆明執行的綠化政策也爭議頗多。他曾要求一年內實現種樹80萬株“視覺補差”，“樹要多，多到城這頭到城那頭，猴子掉不下來”。

　　昆明《都市時報》2011年11月報道，過去4年昆明種下了876萬株樹，于2010年摘取“國家園林城市”桂冠。

　　但其街道綠化被指缺乏科學規劃，有的街道邊上種有兩排甚至三排樹。

　　仇和在沭陽擔任縣委書記期間，曾大力發展過花卉種植業，沭陽縣的新河和顏集鎮，都曾被評為“花木之鄉”。

　　宿遷一名開發商透露，仇和到昆明后，綠化樹種很多都是從沭陽引進，業務往來最多的是沭陽蘇北花卉有限公司，其董事長為沭陽縣廟頭鎮聚賢村黨委書記李生，“仇和在沭陽做書記時兩人就認識”。

　　昨日下午，李生在電話中承認，這幾年給昆明“做過幾個項目，按照設計要求提供苗木”，但他未透露項目細節。

　　走“上層路線”的地產項目

　　江浙商人涌入，有本地企業勢薄，不能滿足仇和城市規劃的客觀原因。因此并未得到太多質疑。

　　但項目進入后，卻常有“上層授權”的違規行為出現，在昆明官場，引發了不少質疑。

　　昆明政府部門一名接近決策層的人士表示，仇和在昆明期間，許多房地產項目都存在嚴重違規問題，大批江浙企業“走上層路線”，很多項目都是“上面壓著下面來違規辦理”，有業務負責人私下感嘆，“每天做事都是要進紀委的節奏”。

　　2011年10月，仇和離任昆明市委書記前夕，江蘇南通的涌鑫集團在昆明呈貢新區投資建設的昆明涌鑫中心項目正式簽約，《云南日報》當時的報道稱，該項目占地225畝，概算總投資35億元。

　　該人士稱，該項目土地在正式競拍前，涌鑫集團曾經找到市政府，要求地價控制在200萬（每畝）左右。而依據仇和定下的“五四三二一”（一環以內土地底價500萬元一畝，一環至二環間400萬元一畝，以此類推）基準地價制度，該項目鄰近的土地競拍價約為700萬一畝。

　　“他們的出價低出市場價太多。”土地規劃部門人員向上再三爭取，最終，涌鑫集團答應提價至300萬（每畝）。此后，市政府就此專門開會，并下發了紅頭文件，要求該項目競拍地價必須控制在300萬。

　　“我們違逆不了上面的紅頭文件。”該人士說，該項目是仇和授意實施，并且，這是仇和離任市委書記前“指示”在呈貢新區的最后一個項目。

　　最終在土地競拍中，涌鑫集團如愿以300萬每畝的價格拍得土地。

　　昨天，涌鑫集團副總裁鄧習匯證實，該項目當時拿地的價格是300萬一畝。但他強調，“（外界說我們）低價拿地不存在，我們都是走正規的招拍掛程序。”

　　鄧習匯說，涌鑫集團是在2011年左右昆明糧食局對口招商時被引進的，這也是他和仇和相識的原因。但他說自己和仇和并無私交，“我們之間都是公事公辦，雖然相互認識，那僅僅因為我們是江蘇的開發商，他也是江蘇出來的。”

　　在仇和任上，還曾經發生轟動一時的“華西地產項目詐騙案”。2010年初，云南君信投資有限公司與昆明寧山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在未依法取得國有土地使用證、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商品房預售許可證等相關行政許可，不具備商品房預售及收取購房款的法定條件的情況下，以永勝村“城中村”改造為名，假借“華西·濱湖國際生態城”項目名義，以每平方米售價比周邊樓盤低2000元的誘惑，吸引了2000多個市民和40余家單位搶購，詐騙金額高達近3億元。

　　這兩家公司通過非正常渠道獲取了昆明市委書記仇和對江蘇省江陰市華西村昆明辦事處請示函的批示件，批示原文為“請文榮、云波、陳勇同志立即會處答復”。

　　此后，昆明市城改辦在接官渡區請示研究后，以昆城改辦〔2010〕15號文明確答復此項目不能按城中村改造項目進行規劃和改造，不同意立項開發。但涉案人員故意歪曲和擴散批示內容，以復印處理手段模糊“會處答復”四個字，向公眾隱瞞“最終答復不同意開發”的決定，誤導公眾視線、混淆視聽，最終達到了詐騙目的。

　　有政府內部人士稱，該案引起了省委領導的重視，仇和此前在土地問題上的違規爭議也被發現。

　　仇和旋風過后

　　石鵬飛是第一個提出“仇和新政”概念的學者。他對仇和層滿懷期待，希望仇和能彌補云南與發達地區的“古代與現代的差距”。

　　在昆明，仇和的“休克療法”為昆明帶來了二環路和地鐵，出租車司機也評價，“如果沒有仇和，今天的昆明會徹底堵死”。

　　早在仇和來之前，當時作為政協委員的熊思遠就曾提案，“城中村是昆明繞不過去的一道坎”。不止一位“城中村”居民表示，“很愿意被拆遷”。因強拆而引發風波的宏仁村黨支部書記楊文明也承認，城中村的改造“是正確的，只是方式有問題”。

　　昆明市一位官員的評價是，“仇書記對于程序和法規沒有概念，對是否越界也沒有概念，政府部門幾乎經常以違規的方法在做事”。

　　這名官員對一個細節記憶猶新。仇和曾帶著政府官員和開發商到泰國考察，在一個寺廟，仇和準備拜佛時，一旁的開發商們送上了大把美元，仇和接過之后，對左右的隨行人員說，“我這不是貪污，我這是為昆明人民祈福。”用開發商提供的美元“捐了功德”。

　　這名官員說，能否接受開發商的錢是原則問題，但似乎仇和認為，只要目的正確，這個過程就沒問題，所以，他才會在眾人眼皮底下接過錢。

　　一位政府部門人士有一次隨同仇和視察滇池，仇和站在山上，發現有一塊地正準備開發，隨即指示，“這一塊地要給我改成綠地”。

　　其時，該地塊已經拍賣給了當地某知名企業進行開發，土地證已經下發，招商也已開始。但隨從人員無人指出并反對。

　　仇和轉身對著一位市領導說，“你怎么看？”這位市領導只能接話，“我只有一句話，按仇書記的指示辦！”

　　不止一名官員總結，仇和的強勢改革很多都是違規推動，而如今，程序正義已經成為了社會共識，仇和那種違規改革的做法早已經過時了。“仇和旋風”，為昆明留下成績，但也帶來了對法治和程序的傷害。

　　離開昆明前，仇和曾反思，“如果自己的性格再溫和一些、領導藝術再講究一些，或許就會避免因工作要求嚴厲、批評人較多而傷害少數同志的感情”。

　　仇和落馬后，原云南省政協副主席楊維駿為當年“仇和新政”的爭議下了新的結論，“以人治推動法治，實際上就是人治，以不民主推動民主，實際上就是不民主”。

　　新京報記者 胡涵 實習生羅婷 江蘇宿遷、云南昆明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