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執法人員吐槽新環保法：有了新“牙齒”也有了新尷尬

　　2015年3月2日，新環保法生效兩個月。環保部副部長潘岳首次通報新法的執行情況。據不完全統計，新法生效以來，實施按日計罰案共15件，個案最高罰款數額為190萬元，罰款數額達723萬元；實施查封、扣押案共136件；實施限產、停產案共122件；移送行政拘留共107起。曾經被調侃為“面條法”的《環境保護法》如今有了新的稱呼：“長著牙齒”的法律。

　　然而，中國青年報記者了解到，在基層執法過程中，環保部門仍然面臨重重考驗——有了牙齒卻難以施展，是一些執法者面臨的新尷尬，也生出了新“槽點”。

　　“槽點”一：權力增加，能力不足，基層執法仍需磨合

　　“新法給我們的權力很大，實際執法卻有些力不從心。”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河南省基層執法人員，這樣描述其工作的無奈，“過去，我們環保部門的執法權有限，沒有得到太多鍛煉，缺少執法經驗。

　　此外，環保部門由于執法的特殊性，對專業知識要求較高。但實際上，基層環保部門學環境出身的執法人員并不多。

　　“部門里的老人科班出身的太少，新來的年輕人實踐經驗不夠。”他舉例稱，“比如我們去查化工企業的污水排放，你先得懂各種污染物是什么，要了解污水處理的工藝流程、排放標準，還要知道當地的地理情況、認識現場的設備、了解各種指標，這些學校里都學不到。平時要執法，收集證據也很考驗人，稍一疏忽，企業就把你糊弄過去了。”

　　“你光有法，沒有具體的、高素質的執法人員，肯定起不到好效果。”長期在一線工作的河南新鄉市環保局牧野分局的崔姓局長向中國青年報記者提到，“優秀的法律需要優秀的執法人員，否則，法律等于還是擺設。你不可能都依靠國家一級、省一級去執法，大量的工作還是在基層。”

　　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看來，無論執法者還是被執法者，對新環保法的適應都需一個過程。“新環保法的‘牙齒’針對企業、政府都有，感到壓力是正常的。”他說，“法律不可能一下子到位，實施效果不可能一下子出來，還要‘邊走邊看’。”

　　“槽點”二：編制有限，人手不夠，執法工作有心無力

　　“有了法律，但編制的問題還須解決。”在采訪中，一位華北地區環保執法人員向中國青年報記者直言，“環保部門要執行的本來就有十幾部法律法規，現在新法又增大了我們的權力，我們更是忙不過來。”

　　中部地區某市級環保局的執法者向記者算了一筆賬：“我們的編制里還包括辦公室、財務這些人，局里平均年齡都超過45歲。年紀大的基本不跑一線，實際執法隊伍里的人太少。”

　　據記者了解，在我國，各區縣環保部門監察大隊的人數，從幾人到幾百人不等，監察力度、執行效率差異巨大。在一些區縣，環境監測大隊的人數僅在個位數，卻需要管理全縣上千家企業。

　　“一線人員太累。”上述執法者這樣描述自己的日常工作，“天天明察暗訪，深入污染產生的最前沿，沿著各種排污口、農田查偷排漏排，還要核實企業的各種排污數據。我們自己工作環境差、辛苦不說，企業也不待見我們。”

　　目前，環保部門依然未被列入執法部門序列，其執法用車、設施等配備也受到了直接影響。“責任更重了，但硬件跟不上。現在公車改革，現有的車輛都要處理掉，將來執法，我們的設備怎么辦？總不能自己扛著走路去吧？”

　　常紀文教授認為，人員編制問題是新環保法“落地”的一大制約因素。就我國行政編制和行政執法編制極其緊張的現實情況而言，常紀文教授建議不必再額外增添環保局編制。“環保部門的編制確實過少，其中環評、環境規劃這些人占了不少比例，可以把這些人全部社會化，剩下的編制拿出來加進環監局。”

　　“槽點”三：政府施壓，公眾誤解，夾層里“單打獨斗”

　　在許多相對不發達的市、縣，中小型企業在地區的經濟結構中占了很大比重。記者采訪了解到，在這些地方，基層環保執法者更擔心的是，即使執法權增加了，在環保與經濟發展之間，政府往往會充當“和事佬”。

　　“畢竟我們的人事權都在政府，我們只是政府的下屬部門。就算現在有了‘牙齒’，但上面不點頭，我們也不好違背領導的意思。”華北地區某地環保執法者，無奈地向記者透露。

　　新環保法規定，對環境違法行為包庇的，或者接到環境污染的舉報而沒有及時查處的，負責人都可能面臨引咎辭職，這讓基層環保部門如坐針氈。

　　“我們這里有污染較嚴重的企業，但為了經濟發展，有領導暗示我們不要關。可是，我們不關就有包庇的嫌疑，可能要面臨更大壓力。”該環保執法者直言。

　　常紀文教授認為，國務院有必要出臺環境保護公眾參與條例，發動公眾監督政府，盡量去彌補環保部門“單打獨斗”的不足。

　　而在另一些地方，執法部門往往還會面臨來自公眾的誤解。

　　比如，居民聚居區內一個較突出的環境問題，是小餐飲業的油煙排放。法律規定，餐館開辦前需辦理環境評測，但私人的小型餐館由于衛生防護距離不夠，根本無法辦理，面對違法開辦且有油煙問題的餐館，執法人員應依法要求他們停止經營，如不理睬可采取罰款、拘留措施。

　　“實際執法中，這些很難管。”上述執法者透露，“他們一般不會主動停止經營。如果你真去罰款拘留，對于小店主就像是斷了他們的生計，人們會說環保局管不了大企業，就會欺負弱勢群體。如果不去管，舉報的人又要說我們不作為。公眾和我們之間還缺乏相互理解，公眾和小經營戶對法律也不夠了解。”

　　他認為，目前新環保法對公眾的宣傳、實施的力度，還需要再加大。

　　“槽點”四：罰款數額高并非一種“成就”

　　“新環保法出臺后，越來越多的媒體關注我們罰了企業多少錢，好像罰的越多，就執行新環保法越好似的，搞得我們不敢說了。”廣東省一位基層環保執法者這樣向記者“吐槽”。

　　“大家都關注罰款數額，認為這是一種‘成就’，但是數額并不是越高越好。”中共廣東省委黨校法學部程雨燕教授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3月2日，新環保法生效兩個月后，環保部副部長潘岳首次通報新法執行情況，其中罰款數額達723萬元，該數據引起了爭議，有網民認為這是新法實施有力的證明，也有網民認為新法執行兩個月，這點罰款數額“太低了”。

　　對此，官方有自己的看法。“處罰數額相當可以了，看到比較吃驚。”環境監察局處罰處姬剛處長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這樣表示。

　　“其實，罰款數額越高，并不能代表執法就越有成效。”程雨燕教授解釋，“環境處罰法來自于行政處罰法，其中一個基本原則就是‘罰與教育相結合’。執法的目的的不是罰款，不能‘為了罰款而罰款’，而是為了改善環境。罰款只是處罰中的一個環節，并不能代替其他處罰方式。”

　　常紀文教授認為，新環保法的實施，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此外還有一系列問題有待解決：例如新法中增加的信息公開和公益訴訟等內容也存在問題。“在實際操作中，很多地方法院對公益訴訟不立案，地方政府對信息公開不理睬。此外，有能力提訴訟的組織很少，除《環境保護法》外，我國還缺乏相關公益訴訟規則，不同制度間缺乏必要銜接。”

　　但他認為，“新內容可以邊搞邊試”。而下一步修訂環保法的重點，則應該是突出公眾參與，監督地方政府，也要敢于追究法院的責任，真正建立新的環境保護秩序。(記者 王帝 實習生 王書畫 曹憶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