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2015各地密集開展省級巡視

　　多點出擊：讓蒼蠅蛀蟲無處遁形

難藏　　商海春作（新華社發）

　除害     程 碩作（新華社發）

　　自2015年1月以來，全國31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均已啟動省級巡視工作，有的甚至開展了第二輪。

　　那么，與中紀委的巡視相比，省級紀委的巡視工作有著什么樣的特點？橫向對比來看，各地省級巡視相互間又有什么異同點？對此，記者就相關問題進行了梳理與采訪。

　　1 兩種形式 不定期回訪

　　今年1—2月，天津、黑龍江、內蒙古、安徽、浙江、福建等省市較早地啟動了省級巡視。而在3月全國兩會結束后，各地巡視工作的推進顯得更為緊鑼密鼓。

　　3月中旬，吉林、河南、湖南、廣東、廣西、甘肅、寧夏、新疆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等開始了省級巡視組進駐巡視單位的工作；3月底，上海、江蘇、河北、青海等地也部署了省級巡視的有關安排。在較早地完成了第一輪巡視之后，重慶、山西、內蒙古、安徽、浙江、福建6個省份稍作休整便開展2015年的第二輪巡視。

　　在巡視的形式上，今年的省級巡視除了常規巡視還增加了專項巡視。其中部分省份在同一輪巡視中采取了“雙管齊下”的方式。

　　例如今年3月，四川省第一輪巡視安排6個省委巡視組對12個縣（市、區）開展常規巡視，4個巡視組對8個省直單位開展專項巡視；今年4月，北京市首輪巡視總共設置6個巡視組，其中5個組對5家國企開展專項巡視，1個對懷柔區進行常規巡視；廣西、云南等地2015年的首輪巡視，內蒙古、福建等省份的第二輪巡視也都采取類似安排。

　　此外，像天津、黑龍江、江西、河南、重慶、西藏等一半以上省區市今年首輪巡視全部采用專項巡視，不少地區在動員時特別提到對有關“一件事、一個人、一個下屬單位、一個工程項目或一筆專項經費”問題的線索挖掘；而湖南、寧夏的首輪巡視，山西的第二輪巡視則繼續實行常規巡視。

　　“常規巡視與專項巡視各有特點。常規巡視在事前不受領域、問題的限制，而專項巡視則是有意挑選利益關系復雜、意見集中的事件和領域。兩者相互配合有助于巡視效果的提升。”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周淑真這樣總結道。

　　不僅如此，一些省份的巡視組并不停留于對被巡視單位“看過就好”的狀態，而是有選擇地進行“再次光臨”。比如貴州在今年首輪巡視中對黔南州進行“回頭看”，內蒙古在今年第二輪巡視中安排了對烏蘭察布市的“回訪”。而山西省則在2014年第二輪巡視反饋結束后6天即開展今年的常規巡視。專家認為，這一時段被巡視單位正處于整改期，有助于巡視組查看整改進程與效果。

　　2 關注基層 突出國企

　　“與中央層面的巡視相比，省級巡視則是將這種監督職能進一步向下延伸。”周淑真告訴記者，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因而問題也會錯綜復雜。所以中央的巡視只能集中于重大問題和關鍵領域，對于微觀層面的問題，尤其是來自基層的問題需要省級巡視來完成。

　　周淑真的這個看法在記者梳理資料時得到了印證。記者發現，不少省份的巡視組都直接入駐縣（區、市）一級，關注基層單位的運行情況與干部作風。

　　例如江西省的6個巡視組已分成若干個巡視小組，首批進駐26個縣（市、區）開展巡視；山西省今年第二輪巡視涉及5個地市的44個縣；湖北省安排對11個市州所屬的86個縣、市、區（開發區、功能區）展開巡視，實現對所有縣、市、區巡視的全覆蓋。

　　“縣鄉村的腐敗問題不解決，老百姓身邊的‘蒼蠅’沒人管，甚至滿天飛，我們打多少‘老虎’，人民群眾也不會滿意。”在前不久的山西忻州座談會上，針對省級巡視為何如此關注基層狀況，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給出了答案。

　　王儒林在講話中表示，2014年，山西省、市兩級紀委的立案數大大超過了縣、鄉兩級，但事實上縣鄉兩級的問題十分嚴重。去年山西省紀委受理信訪舉報61222件次，其中舉報縣處級以下干部的信訪量占全部信訪量的63.5%。在越級信訪舉報中，接近七成舉報集中在縣處級以下干部。

　　另外，根據中央要求，中央巡視組今年要分領域、分類別完成對中管國有重要骨干企業和中管金融企業的巡視全覆蓋。作為中央巡視工作的延伸，記者發現不少省份今年也將巡視重點放在了國有企業，甚至有的巡視只盯國企。

　　舉例來說，安徽省今年第二輪巡視中包括對6家省屬企業的專項巡視，河北省2015第一輪巡視中涵蓋有針對河北鋼鐵集團、河北廣電網絡集團、河北融投擔保集團等9家國有企業的專項巡視。

　　而廣東首輪巡視的全部13個巡視組“一對一”作安排，就13個省屬國企和事業單位開展為期1個月的專項巡視。河南今年第一輪巡視總共安排10個巡視組，實行“一托二”的形式，對中國平煤神馬能源化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河南鐵路投資有限公司等20家省管國有骨干企業進行巡視。

　　3 敏感領域 重點聚焦

　　在多個省份的巡視工作部署中，重點事項、重點問題、重點領域成為這次省級巡視工作的核心。其中與經濟利益相關、容易滋生腐敗的“敏感地帶”備受關注。

　　例如湖北把“礦產資源、土地出讓、房地產開發、工程項目、惠民資金和專項經費以及選人用人等”列為巡視的重點領域，重慶將“與行政審批權、執法權、人事權、國有資產處置權等相關聯的權力腐敗問題”當作重點問題，“領導干部利益沖突、利益輸送以及執行財經紀律等”則被浙江視為重點事件。

　　此外，山西、江蘇、福建、江西、甘肅等省在巡視部署中也都不同程度提到對省內國有企業關注“資金管理、資產處置、資源配置、資本運作和工程項目等方面反映突出的具體事項，著重發現‘三重一大’方面的腐敗問題以及‘靠什么吃什么’的問題”。

　　“省內國有企業往往對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及保障百姓的正常生活方面具有重要意義。但在實際運行中，國有資產往往淪為管理者們謀取利益的工具。如果不能及時嚴肅處理，恐怕會造成國有資產在無形中的流失。”周淑真這樣說到。

　　“加強對落實‘兩個責任’、執行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情況的監督檢查”，“執行政治紀律、政治規矩方面，著力發現是否存在對涉及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等重大政治問題公開發表反對意見，對黨的方針政策和中央、省委重大決策部署搞陽奉陰違等問題”，“嚴明政治紀律以及執行民主集中制和選拔任用干部等方面的問題，對組織紀律、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情況的執行情況開展巡視監督”……

　　在2015年省級巡視中，加強落實“兩個責任”、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執行情況進行監督檢查成為經濟領域之外的又一重點。分析人士認為，這樣的做法表明各地緊扣全面從嚴治黨各項要求，進一步強化各級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全面從嚴治黨的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和責任意識。

　　“只有增強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監督約束，才能夠提高黨員領導干部的廉潔從政意識，才能夠從根本上遏制腐敗。”北京科技大學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偉表示，突出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監督是從中央到地方巡視工作與時俱進的具體體現，也是按照十八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精神重構政治生態的必然要求。

　　4 抓“關鍵少數” 盯“一把手”

　　“重點發現‘被巡視地方和單位省管干部、特別是一把手以及群眾反映強烈，十八大以來不收手、不收斂，現在重要崗位且可能還要提拔使用的領導干部’存在的違紀違法線索。”面對媒體的采訪，吉林省委巡視辦負責人這樣表示。

　　記者發現，除了吉林省外，許多省份也將“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緊盯‘一把手’”作為巡視工作需要聚焦的“重點人物”。

　　例如貴州在今年首輪巡視中提到“重點發現‘被巡視地方和單位省管干部、特別是一把手，以及群眾反映強烈，十八大以來不收手、不收斂，現在重要崗位且可能還要提拔使用的領導干部’存在的違紀違法線索”；浙江也要求“把被巡視市、縣（市、區）‘四套班子’及其成員，特別是黨政一把手等省管干部作為巡視監督的重點對象”；河南、廣西、山西、福建等也都提到了“一把手”這個關鍵詞。

　　回顧十八大以來中央及各省區市的巡視反饋情況，不少地方確實都凸顯了“一把手”腐敗現象；而另一些涉及“公款大吃大喝、公款送禮、發節日費、轉嫁接待費用等”嚴重違反八項規定的問題，即便“一把手”沒有直接參與，但也因為其不作為的狀態而讓下屬鉆空子肆意妄為。

　　“‘一把手’往往責任重大，權力也相對集中，如果自身要求不嚴，組織上監督不到位，就容易出問題。”周淑真認為，現在很多地方出現腐敗問題、違反八項規定的問題、庸官懶政的問題，關鍵是缺少權力與責任的相互匹配。

　　事實上，近期各級紀檢部門在處理違反八項規定等問題時，已經開始向“違規者”們的“直接上司”追責。例如2013年至2014年期間，江西上饒市紀委在監督檢查中發現上饒市質監局存在諸多違反八項規定的問題。有關人員分別受到黨紀政紀處分后，該局黨委書記、局長胡平也因履行主體責任不力，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落實黨委的主體責任和紀委的監督責任，強化責任追究，不能讓制度成為紙老虎、稻草人’。這就是要領導干部尤其是‘一把手’擔起責任，成為解決問題的‘抓手’。”周淑真這樣表示。

　　本版制圖：潘旭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