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廣州市工商、交委和公安三部門聯合行動，以“涉嫌非法經營”的名義對優步(Uber)廣州分公司進行檢查。隨后，優步回應稱公司維持常規運轉，建議司機繼續為乘客提供服務。(《南方都市報》5月4日)

　　有關Uber廣州被查處的爭議，是繼此前滴滴、快的等打車軟件受到管制的一種延續。而Uber作為一種直接由國外引入的互聯網打車平臺，又更具特殊性，相關部門對它的態度不可避免地受到國外經驗的影響。Uber目前在世界其他城市也同樣受到爭議，對其如何規范，還存在諸多空白。國外經驗當然需要借鑒，但并不能以國外對待Uber的爭議來否定Uber在國內的存在。到底該如何正確地對待Uber，僅從成本上分析就不難得出答案。

　　都說互聯網拉近了世界的距離，這是指絕大多數國家都可通過互聯網實現信息的平等互聯互通。但從互聯網服務的發展趨勢來看，各個國家在對待互聯網落地服務上的態度差異，開放或保守，將拉大國與國之間對互聯網紅利的分享差距。Uber在中國一些大城市落地時甚至早于一些發達國家，這體現了互聯網的平等優勢。如果相關部門能夠對這一服務形式采取開放的引導態度，而非一味打壓，或可以此為契機實現在這一行業的服務水平的趕超。這也符合“互聯網+”的內涵。

　　較之于Uber在其他國家所面臨的外部環境，國內目前高度壟斷的傳統出租車市場格局是一個較為特殊的變量。這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提升了接納Uber的難度。但是，反過來說，打破傳統出租車行業壟斷格局的改革已提出多年，實質進展卻極其有限，這種背景下Uber等打車平臺的出現，恰恰提供了一種現成的改革路徑選項。只要因勢利導加以引導和規范，借助“鯰魚效應”，就會減少改革的難度。

　　更重要的是，置于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如何對待Uber等新興事物，不僅牽涉到法律法規的調整，甚至也不只是利益的調整，更可看作政府在市場、改革和創新上的立場展示。這方面是有先例可循的：1992年年初，鄧小平在南巡談話中談道：“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一百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在某種程度上，Uber等新事物正是當下的“傻子瓜子”，正確對待它們，有助于凝聚改革共識。而諸如“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政策理念，亦需要這種實實在在的行動來作支撐。

　　Uber在當下確實仍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與當前的法律法規也確有沖突，但公眾對于這類互聯網產品卻一邊倒地支持。這種反差值得正視和重視。當下社會的主流人群，他們的成長經歷大多伴隨著互聯網技術和文化的興起，對于改革顯然會有更高的要求，特別是對于互聯網服務之類的新產品，當然會有更強烈的擁抱態度。

　　必須承認，對待新事物、新的利益沖突，無論是相關部門還是既得利益群體，表現出一定的抗拒與惶恐，都只是一種本能的反應，不必過于苛責。但在理性權衡利弊和進行成本分析后，作出正確的選擇，從來都是改革獲得突破的契機。在一個前所未有的互聯網時代之下，新事物出現的頻率和其展現出的力量也將前所未有地增大，如何面對這樣一種“新常態”，如何正確對待出租車行業的打車軟件，已然只是考驗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