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的文瀾閣

　　《四庫全書》一共七部，北方四部南方三部，文瀾閣本《四庫全書》是南三閣本中唯一保存下來的一部。文瀾閣本飽經磨難，真正的原本也就剩下不到1/4，是一部經后來多人補抄才湊齊的“百衲本”。抗戰爆發后，浙江省圖書館館長陳訓慈立即做出圖書外遷的決定。

　　陳訓慈(1901－1991)，字叔諒，浙江慈溪官橋村人，從1932年起擔任浙江省立圖書館館長。1937年8月，他一面動員全館人員趕制木箱，一面積極籌措運費。他與浙大校長竺可楨共同向教育部爭取支援，并商妥搭載浙大遷校的卡車分批將館藏圖書運出，終于趕在杭州淪陷之前完成搬運工作。運出的所有館藏圖書中，最重要的當然就是文瀾閣本《四庫全書》。

　　閣書先是輾轉運到浙西南的龍泉縣，但龍泉并非久留之地，還是要去西南大后方的。但就在從蒲城至江山縣的路上，有一車書約3000冊翻到江山溪水之中。搶救出來的書運到江山縣城隍廟，經過簡單晾曬便又急忙趕路。由于有日軍飛機的頻頻轟炸，只能是在趕路的間歇中盡量地通風晾曬，以防霉變。

　　經過四個多月的艱辛旅程，閣書終于抵達貴陽，暫存在貴陽西郊的張家祠堂。當即便開始暴曬落水之書，所幸無大損。1938年9月，日寇首次轟炸貴陽。1939年2月，閣書遷至貴陽城北八里地母洞。此洞人跡罕至，相對安全。但氣候頗潮，每年春秋必須各晾曬一次，如是六年，終保閣書無恙。

　　1944年11月，日軍進攻貴州省甚急，重慶國民政府特令閣書緊急遷渝。貴陽地方當局出動六輛卡車運送閣書。12月，抵達重慶青木關。隨即文瀾閣《四庫全書》保管委員會在重慶成立，張宗祥、竺可楨、陳訓慈等人為委員。

　　1945年8月日寇投降。1946年5月15日，在教育部科長徐伯璞、浙江省圖書館夏定域等8人及警察12人的押運護送之下，閣書取道川南入黔，經湘贛入浙，7月5日安抵杭州，重歸西湖孤山文瀾閣。

　　在回遷過程中，教育部科長徐伯璞起到十分關鍵的作用。徐伯璞（1901—2003）山東肥城人，早年留學日本，曾任山東省督學、教育部國民教育科長、代理司務等職。1949年以后任江蘇省文史館館員。當年文瀾閣本《四庫全書》的回遷工作正在徐伯璞職責之內。由于運力和資金非常緊張，徐伯璞以全家性命擔保，雇用五輛返鄉的私人汽車運送閣書。徐全家老小七人一同上路，大有與閣書共存亡之氣概。而途中困苦，一言難盡。據一當事者記述:“在衡陽遇匪，警士開槍百余發匪始逸，在邵陽候渡二日夜；在安仁遇一小河，卸書渡河費時一日；在江西永新，余車左輪陷入水池，幾傾覆；在銀坑宿露天茶棚；在上饒遇罕有大水，公路橋梁沖毀，停留十余日；在蘭溪過渡，卸書，烈日熏灼一日，皮膚若焦炭，凡此皆為令人永遠難忘之遭遇。”

　　到達浙江江山時，連日顛簸勞頓讓徐夫人蔡銘竹女士病倒，昏迷不省人事。幸遇過路的一位從滇緬前線撤回的軍官是徐伯璞當年學生。他請來軍醫治好了徐夫人。而徐伯璞竟記不起這位學生的姓名。就要到達杭州時，一位車主忽然發難，說包銀用完，無錢加油亦無錢吃飯，停下車子不走了。徐伯璞明知是故意刁難但也無奈，不得不將徐夫人手上的戒指摘下送給車主。

　　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曾打算將文瀾閣本《四庫全書》劃歸南京中央圖書館。對此，浙江籍人士以張宗祥為首堅決反對。其理由之一就是：當年補抄之時用的全是浙江省籍人士的捐款。當時的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也是浙江籍，自然也樂觀閣書還鄉。

　　1994年，浙大歷史系教授毛昭晰在日本京都讀到日本學者松木剛的《掠奪了的文化——戰爭和圖書》一書，才知杭州淪陷后不久，日本“占領地區圖書文獻接收委員會”于1938年2月22日派了9個人從上海趕到杭州，花了好多時間尋找文瀾閣《四庫全書》。毛昭晰說，“他們想把這部珍貴的圖書劫奪到日本去，但他們的好夢落空了。”其時，距閣書撤出杭州不過兩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