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第19輪中美投資協定談判首次交換了負面清單出價，并正式開啟負面清單談判，這標志著談判進入到新階段，為正式達成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奠定了決定性基礎，但不可否認中美負面清單還有多重交戰。

　　新一輪投資協定談判其實是規則之爭

　　中國美國商會發布《2015年白皮書》指出，“如果美中能迅速簽訂一份高質量的雙邊投資協定，有助于減少貿易壁壘，進一步向美國的商品和服務開放市場，中美雙邊投資協定有可能是自中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最大的市場開放舉措。”

　　本質而言，全球新一輪投資協定談判其實是規則之爭，包括2012年美國新推出的雙邊投資協定范本，以及近期發達國家已經建立或推動建立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TTIP)，以及中國與東盟等發展國家倡導的東盟和中日韓自由貿易區、東亞國家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等自由貿易投資協定均顯示出各自不同的規則和特點。

　　發達國家推動建立的自由貿易投資規則，往往標準更高，涵蓋范圍更廣，不僅要取消或降低商品的關稅，還涵蓋安全標準、技術貿易壁壘、動植物衛生檢疫、競爭政策、知識產權、政府采購、爭端解決，以及有關勞工和環境保護的規定;而發展中國家倡導的國際投資規則，由于發展階段不同，更注重降低投資壁壘和稅收等基本投資權益，很少涉及勞工權利、環境保護、知識產權等標準和規則。

　　中美BIT談判于2008年正式啟動，迄今已進行了19輪，其間經歷了幾個關鍵節點。2013年7月，中美雙方同意以“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模式進行實質性談判。2014年7月，中美雙邊投資協定文本的核心問題和主要條款達成一致，并承諾在2015年早期以各自的負面清單出價為基礎啟動負面清單談判。

　　中美投資協定談判分歧集中于三方面

　　綜合來看，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談判主要分歧集中于三個方面：一是市場準入，即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問題，特別是中美負面清單長短存在非常大差異;二是公平競爭問題，主要涉及到中國國有企業以及競爭中立問題;三是權益保障，主要涉及金融服務、稅收以及補償標準等問題。相對于后兩方面，第一個方面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目前世界上至少有77個國家采用了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外資管理模式，許多區域性貿易安排也采取了這種外資管理模式。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美國力推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協定”等貿易協定談判，將未來開放的重點聚焦在服務貿易和投資領域，全力打造新一代國際投資貿易規則，“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外資管理模式成為引領國際投資規則發展的新風向。

　　作為世界貿易大國，中國融入國際經濟規則體系的程度正在逐漸加深。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2014年1月發布的《全球投資趨勢監測報告》顯示，2013年流入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達1270億美元，穩居世界第二，與美國的差距進一步縮小到320億美元。商務部的統計數據顯示，僅2013年全年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就達22773家。可以說，負面清單模式是中國外商投資管理體制和政府管理經濟方式的一次根本性變革。

　　2013年之前，我國外商管理模式一直采取的是準入后國民待遇和正面清單的模式，對外商直接投資進入進行審批，通過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對外商投資產業進行引導和管理，外商投資項目分為鼓勵類、允許類、限制類和禁止類。十八屆三中全會后，我國以開放促進改革，放寬外商投資準入，推進服務領域的投資自由化，將外商投資項目由核準制改為備案制，將外商投資企業合同章程審批改為備案管理，積極構建更加開放、公平非歧視的政策體系。近期，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這份負面清單保留了122項特別管理措施，相比上海自貿區的第一份負面清單中的190項管理措施和第二版負面清單的139項，有了更大程度的開放。

　　鑒于美國投資協定新范本確立了目前世界上最高水平的投資規則。在投資準入、權益保障、環境、勞工、業績要求、透明度、爭端解決等條款方面，較之我國對外商簽投資協定的慣常做法均有更高要求。由于當前國際投資體系尚沒有形成像多邊貿易體系那樣的完整的普遍接受的規則體系，中美雙邊投資協定還會面臨規則標準確定的不確定性。

　　建立適合中國發展的游戲規則更重要

　　另一方面，中美BIT潛在的沖擊影響也同樣存在，中美仍存多重交戰。例如，在美國參與的投資協議中包括服務行業，在市場準入方面，美國的雙邊投資協議采取的是“反向列舉法”(Negative list approach)，即只要沒有例外列舉的行業，都是東道國需要采取完全自由化政策的行業。這將使發展中國家無法預測未來并保護本國企業的發展。與此同時，投資協議中知識產權同樣被列入了投資的范圍，當外國投資者認為自身的知識產權遭受侵犯或者間接征用時，就可以采用投資協議中的相關條款要求東道國做出賠償或者直接起訴東道國政府，這對尚未建立起良好的知識產權制度環境的中國而言將是非常大的挑戰。因此，如何把握BIT中的權利義務，建立適合中國本國發展的游戲規則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