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官不為，為何？有的人怕犯錯不敢為，有的人沒能力不能為，有的人太懶了不去為，原因種種，總開關卻只有一個，那就是思想上出了問題——不想為。

　　只要想為，就不會有干事必然犯錯的擔心，就不會疏于學習不求上進，就不會整天無所事事混日子。

　　方向迷失的羔羊，找不到回家的路。思想迷失的官員，又該如何破除為官不為的迷霧？

　　1 補足精神之鈣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現實生活中，一些黨員、干部出這樣那樣的問題，說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為官不為者，從根上講也是思想出了問題。

　　中國社會發展研究院研究員盧運雄表示，一些干部在社會變革的時代大潮中，不能正確對待新舊思想、文化與價值觀念沖突，出現了思想上的困惑與行為上的偏差，以致信念迷茫，理想淡化，價值觀偏移。

　　一些為官不為者身上不信馬列信鬼神，不信組織信個人，不熱衷于干事創業，卻癡迷于算命看相、求神拜佛，迷信“氣功大師”的現象正是這樣的現實反映。

　　一些機關大樓不設4、13、14層，一些辦公室的桌椅擺放講究朝向、風水，一些干部的案頭上赫然擺放石獸、“轉運石”等裝飾物，更有甚者一些地名因“不吉利”而改，有的工程因“大師”妄議而建，一些建筑因“擋風水”而拆。

　　全國政協常委、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一針見血地指出，“官員信風水就是一種墮落”。

　　人一旦沒有了信仰，就會成為“行尸走肉”。干部長期浸淫于求神拜佛，心理頹廢、斗志喪失、道德滑坡也就在所難免，有的干部甚至將手中權力異化為生財工具，有錢有作為、無錢無作為。

　　內蒙古自治區原副秘書長、法制辦主任武志忠在家中供奉近百座佛龕、佛像和佛畫，每天也必念經拜佛，可在其一心問佛的背后，是對金錢毫無遏制的貪欲。

　　為官不為者的信仰迷失說到底就是精神缺了“鈣”，得了“軟骨病”。

　　是病就得治！各地掀起的問責風暴是開出治標的藥方，如何治本？強化理想信念教育，補足精神之鈣最關鍵。

　　“思想上的純潔性與行動上的敢作為，是一體兩面。”多名專家指出，黨政主官和普通干部都應加強對理想信念、責任擔當、為政品德等方面的自我教育，提升思想境界，增強奉獻精神。

　　當前“三嚴三實”專題教育正在如火如荼開展，正是補鈣的良好契機。“三嚴三實”包含著對新時期共產黨人黨性修養和理想信仰的新要求新標準，是具體化了的“精神鈣片”。每日一服，每日一省，必將為黨員干部注入強大的精神力量。

　　2 重塑宗旨意識

　　河南沁陽市一段公路景觀改造，工程達到一定進度時，政府應退還4家企業共2000萬元保證金。但從2014年4月到11月，四家企業先后向市住建局、市委市政府等累計討要保證金50余次，遭遇的大都是“領導不在家”“這事兒不歸我管”等“踢皮球式”處理。

　　某外資企業在鞍山投資開發了城市綜合體項目，在項目完成后，花費18個月才辦理完畢垃圾清理的相關手續。其間，該企業除了按規定繳納了費用外，還將一處四百多平方米的房屋無償提供給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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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任建明教授看來，“為官不為”現象表明個別干部在行使權力時仍奉行著“不給好處不作為”的原則。

　　“不給好處不作為”的亂象折射出的恰恰是干部身上為民宗旨意識的淡薄。

　　一些干部對領導交辦的事情親力親為，對群眾的事置若罔聞；一些干部奉行“無利不起早”，沒有“甜頭”也就沒有工作動力；一些干部總結經驗頭頭是道，分析問題輕描淡寫，說得多，做得少……

　　這些為官不為的現象之所以存在，說到底就是干部在為官為了什么問題上犯了迷糊，把個人的榮辱得失看得太重，把事業的興衰成敗看得太淡。

　　做官究竟是為了什么？為自己還是為群眾？這是每一個領導干部都必須直接面對的問題。

　　“我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我想，誰叫你當共產黨人呢？既然當了，就不能夠做官，不能夠有私心雜念，不能夠有別的選擇。”這是鄧小平同志在第三次復出時的鄭重選擇。

　　要做事不要做官，做官必須做事，這不應只是偉人的選擇，更應是每一個領導干部的不二選擇。

　　落實到具體行動上，就是要時刻把老百姓的利益擺在第一位，從內心里為群眾著想、給群眾辦事、為群眾服務，不為名所累，不為利所害，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堅守底線，時時自省、自警、自勵、自勉。

　　反之，肆意弄權、魚肉百姓、庸懶散拖、推諉扯皮、吃拿卡要，不作為、慢作為、亂作為者，庸官、貪官、懶官是也。雖未必“遺臭萬年”，但也必為群眾所不齒。

　　3 常修為政之德

　　“人之立身，所貴者惟在德”。做人如此，做官亦要如此，尤其是身為共產黨的領導干部，在德上的要求要更高。但在十八大以來對查處的老虎蒼蠅的各類通報中，類似“思想道德敗壞”、“違反社會主義道德”這樣的表述并不鮮見。

　　云錫集團原黨委書記、董事長雷毅為了維持自己和情婦的腐化生活，不惜違反黨紀國法，以權謀私、不擇對象地瘋狂斂財，只要送上門的一律照收。

　　安徽省阜陽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太和縣委原書記劉家坤為了讓情人過上安逸乃至奢華的生活，伙同情人先后收受他人財物合計2900多萬元，為他人在承攬工程、征地拆遷、撥付工程款、公司上市改制等事項上提供幫助，甚至在當地形成了“工程沒有劉書記的支持是干不成的”發展怪象。

　　干部屢屢在道德層面出問題，歸根結底還是從政之德出現了問題。

　　令人欣喜的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一方面對失德干部加大懲戒力度，一方面在黨員干部中深入開展理想信念教育，引導廣大黨員干部追求高尚情操，用法治與德治雙管齊下的方式，“治病樹、拔爛樹”，越來越多的失德者被清理出干部隊伍。

　　然而也有一些干部在新常態下因為本就不該有的福利待遇取消了，以往寬松的規章制度嚴格了，就哀嘆“官不聊生”、“為官不易”，更索性“為官不為”。

　　有的干部做“公事”懶洋洋，干私活打沖鋒；有的對工作馬馬虎虎，只求“過得去”，不求“過得硬”；有的剛開始有一股子勁，時間一久，便開始懈怠，一旦遇到一點挫折或失敗，就無精打采。

　　這些都是“從政之德”缺失的一種表現。

　　“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對好干部的二十字標準，這既是共產黨人最基本的政治品格，也應是每一名領導干部應該具備的從政之德。

　　從政之德建設不僅需要本人自省自律，還需要通過制度激勵約束和外部管理監督來實現。國家公務員局黨組書記楊士秋認為，可以逐步形成一個“意識—規范—習慣—道德”的邏輯鏈條，使“從政之德”建設步入良性軌道。這對于整治為官不為無疑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