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一體化的主要障礙。必須健全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城鄉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當前，我國正進入經濟社會結構的調整期和城鎮化加速階段的下半場，這為廣大農民轉化為城市藍領中等收入群體提供了新契機。然而農民成為藍領中等收入群體的通道還存在很多障礙，如何打通農民成為藍領中等收入群體的通道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打開農民成為藍領中等收入群體的通道既重要又迫切

　　在世界各國的現代化進程中，社會階層的變動，尤其是中產階級的興起和壯大，是一個普遍性現象。中產階級不僅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產物，更是社會轉型的結果。要想“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構建穩定的“中產階級社會”必須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社會來源基礎。目前，作為我國藍領中等收入群體來源的農民隊伍在不斷壯大，經濟結構轉型、人口城鎮化推進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為農民成為藍領中等收入群體帶來了機遇。構建穩定的“中產階級社會”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社會來源基礎，當務之急是破除阻礙農民成為藍領中產階級的“藩籬”，打開農民成為藍領中等收入群體的通道。

　　制約農民成為藍領中等收入群體的障礙

　　一是農民財產性收入偏少。一直以來，農民只有土地承包經營權，出租、出售房屋受到法律限制，而且投資渠道狹窄。農民不但總收入偏少，而且財產性收入來源途徑單一。此外，還存在農民財產性收入地區差距，農民內部群體財產性收入不平衡，農民與城鎮居民財產性收入不協調等問題。

　　二是農民身份受到約束。推動農民成為藍領中等收入群體的關鍵是推進農民工市民化。然而，實際情況是，農民工進入城市就業，不能同城市人一樣享受勞動、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待遇，不能實現農民身份上的根本轉變，在戶籍、就業、住房和教育等方面存在各種各樣的歧視和限制。

　　三是農民不利的政治地位。我國憲法賦予了農民特殊的憲法地位，從規范意義上說，這意味著農民擁有較高的政治地位。然而，憲法規定的農民特殊地位大多僅停留在字面上，現實中農民真實的社會地位并不高。農民在政治權利、政治參等方面處于弱勢地位，政治情感淡漠、政治認知模糊、政治行為投入不足等現象普遍存在。

　　四是農民的職業技能培養體系發展滯后。我國產業工人有2/3是農民工，加強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是促進勞動力轉移增收、融入城市主流社會的關鍵。然而，針對農民的職業技能培養體系發展滯后。一方面，產業工人主體從城鎮居民轉變為農民工群體，中國產業工人的社會地位持續下降，原有的相對完善的職業技能認證體系和企業內部的“師徒制”培養體系幾近瓦解。另一方面，亟須職業技能培訓的農業人口和進城農民工沒有辦法享受到廉價優質的職業技能教育。

　　造成農民上升通道不暢的深層次原因

　　第一，產權制度供給缺失。我國城鄉土地產權制度、住房產權制度、資金產權制度不一致。現行農村土地制度缺陷使農民與土地財產性收入“絕緣”，農民無法將其轉化為能夠帶來價值增值的資本。農民的房屋、土地等資源缺乏合法的產權制度作保障。農房、土地等各項產權確權頒證不完善，且無交易平臺。

　　第二，城市資源供給制約。城市不能滿足大量農民工轉市民后對就業機會的需要。有限的住房資源使得城市通過設置較高的住房準入條件限制農民工轉為市民。許多城市通過教育機會限制，阻礙農民工成為新市民。

　　第三，農民政治地位相對弱勢。許多農民一方面缺乏政治參與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比較注重自己的切身物質利益，參與政治熱情不高。選舉制度不健全，尚未形成健全的農民參與政治的運行機制和程序。農民的組織化程度比較低，缺乏真正的利益代言人，降低了農民政治參與的能力。

　　第四，教育培訓制度不健全。缺乏統一的農民工教育培訓服務組織管理機構，缺少對農民教育培訓的統籌協調。農民教育培訓監督制度不完善，對農民教育培訓工作缺少高效服務。缺乏規范的考核評價機制，也影響了農民工培訓的質量。

　　打開農民成為藍領中等收入群體通道的思路與對策

　　第一，深化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提高農民財產性收入。要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多渠道拓展農民總收入來源，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確保農民的宅基地和房屋財產收益。積極探索土地承包權、經營權、使用權“三權”抵押貸款。

　　第二，推進城鄉一體化建設，提高城市對農民成為藍領中等收入群體的容納能力。要加快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增強城市對新增市民的容納力。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推進城鄉公共服務的一體化建設，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更多地向城鎮中流動。大力發展城市服務業和新興產業，增加城市的就業崗位和農民工的就業機會。推進農民工住房等福利保障體系建設，解除農民工的后顧之憂。擴大城市教育資源的容納力，解決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

　　第三，推動社會結構改革，提高農民的政治地位。關愛農民工，在政治上關照、生活上關懷、工作上關心、保障上關注，是黨和政府應著力實施的一項民生工程。加強法制建設，開拓和疏通農民政治參與的渠道，努力保障農民的民主權利。充分發揮媒體作用，引導社會廣泛關注新生代農民工的權益。加強社會組織建設，為農民提供維護利益和表達訴求的平臺。加強對農民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斷提高農民自身的文化素質和政治素養。

　　第四，建立與產業發展相適應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體系。一要重建職業技能認證體系，解決對農民職業技能培訓的激勵問題；二要重建勞動就業保護與單位內部“師徒制”培訓體系；三要打破城鄉隔離和地區隔離，建立全國統一的面向農民的職業學校培訓體系，增強農民的職業競爭力。

　　總之，要打開農民成為藍領中等收入群體的通道，使農民順利加入藍領產業工人的隊伍，形成力量雄厚的藍領中等收入群體，努力建設“橄欖型富裕”社會，實現國家長治久安和可持續發展。

　　（作者單位：田惠敏，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李佐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