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舉制度與唐詩的關系，是近年來一個熱門的研究課題。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陳飛《唐代試策考述》、孟二冬《登科記考補正》等，便是這方面的代表作。簡而言之，學術界關注的重點有兩個，一是唐代科舉考試制度本身，另一個是唐代詩賦取士和唐詩繁榮之間的關系。這兩個方面雖然不可避免地都會涉及應試詩作本身，但對應試詩本身的研究畢竟顯得簡略。

　　徐曉峰博士在北大跟隨孟二冬教授攻讀碩士學位時，就已開始關注應試詩的研究，在跟隨我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繼續就這一課題搜集了大量的資料，細加排比、考證，從各個側面，多角度地研究了有關的每一個細節，從而將這項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其思考之縝密，論斷之精確，每令我贊嘆。2010年他遂以《唐代應試詩研究》一文獲得博士學位。經過5年的增補修改，終于完成了這部別開生面的大著。

　　徐曉峰博士博聞強記，心細如發，善于發現別人忽略的資料，從中提煉出有價值的觀點。此書篇幅長達30余萬字，全都是實實在在的資料，以及對這些資料的闡釋考證，沒有泛泛的空論，是我所看到的研究應試詩最全面、細致、深入的一部著作。其中關于進士科“以詩取士”的確立與調整的考察，關于雜文試的論述，關于八科舉的論述，關于州府取解的考證，關于唐代應試詩的文本分析，關于應試詩用齊梁體格的論述，關于唐代應試詩的體制特征的說明，均能發前人之所未發，顯示了作者的學術功力。關于玄宗朝進士科試制的調整與“雜文試”漸以“詩賦”為主的論斷，對于說明盛唐詩歌高潮的形成是有力的佐證。特別值得提出的是，作者將唐代的“應試詩”視為一種特殊文學創作，研究其特殊的體制形式、創作模式和內容風格，并將其置于前代及唐代詩歌創作的背景下，考察它與日常詩歌創作的互動，這就為唐詩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和途徑。

　　徐博士的為人也多有值得稱贊之處，他深沉醇厚，才情內斂，刻苦勤勉，孜孜不倦，平時沉默寡言，不見有絲毫浮夸、浮躁、浮華。而在討論課上他卻侃侃而談，條分縷析，細致入微，令人折服。這部大著便體現了他的性格特征，可以說是老實人做的老實學問，而老實不正是學者必備的品質嗎？我尤其想強調，他不僅善于資料考證，也不乏藝術感悟，這兩方面結合在一起，遂使他具備了取得卓越成就的條件，正可謂前途未可限量也。

　　應徐博士之囑，草此小文，權充序言，并紀念我們之間的一段情誼。

　　（作者袁行霈為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央文史館館長；本文系作者為《唐代科舉與應試詩研究》所作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