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中央黨校《習仲勛與群眾路線》出版座談會現場

　　《習仲勛與群眾路線》出版座談會，7月22日在中央黨校隆重舉行。中央有關部門負責同志、中央黨校全體校委委員和各直屬單位主要負責人、《習仲勛與群眾路線》一書采訪對象代表、首都各大媒體記者等近100人參加座談會。習仲勛同志親屬代表習遠平出席會議并發言，他轉達了母親齊心對參加本書編輯的同志們和與會來賓的感謝和問候。

　　習遠平發言全文如下：

　　今天，我代表母親齊心來參加《習仲勛與群眾路線》（上冊）的出版座談會，轉達她對參加本書編輯的同志們和與會來賓的感謝和問候。

　　中央黨校曾經是我母親學習、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我童年的許多時光也是在中央黨校度過的。在“文革”初期和中央黨校河南西華“五七”干校，我和母親一起度過了一段艱難歲月，父母對黨的忠誠與對人民的熱愛，深深影響了我。今天來中央黨校參加這個座談會，對我來說也有不同尋常的意義。

　　《習仲勛與群眾路線》這本書的編輯同志們，辛勤走訪了許多歷史見證者，將他們的回憶記錄整理出來，使我父親革命生涯中那些閃光的足跡更清晰地呈現在讀者的面前，對我來說也深受教益。

　　毛主席在延安時期曾為我父親題詞：“黨的利益在第一位”。在1945年選拔我父親擔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時，毛主席曾向黨內的同志介紹說：習仲勛同志是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

　　在我父親看來，黨的利益應該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永遠保持一致，他在擔任陜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的時候就說過，共產黨人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這一面。可以說，他一生是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堅持走群眾路線的楷模。

　　我父親與劉志丹、謝子長等領導創建的陜甘革命根據地，為什么會成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碩果僅存的根據地？為什么能成為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和八路軍奔赴抗日前線的出發點？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加強黨對軍隊和政府的領導，堅持走群眾路線，各項方針、政策得到了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

　　1935年夏秋之際，陜甘蘇區曾經遭遇過一次殘酷的錯誤肅反，我父親和劉志丹等一大批陜甘邊的負責同志和紅軍干部遭到逮捕關押。是毛澤東、張聞天等率領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果斷制止了錯誤肅反。我父親被釋放后到中央黨校學習了一段時間，被分配到關中工作，1936年5月又隨軍西征。原先擔任陜甘邊蘇維埃主席的父親被分配去擔任縣委書記，但我父親能上能下，從不計較職務的高低，帶頭服從中央的分配，無論在關中還是在隴東工作，都能很快打開局面。

　　1936年秋天，中央把我父親從隴東緊急召到瓦窯堡，讓他列席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會后，張聞天接見了我父親，宣布任命他為關中特委書記，要求他盡快恢復關中根據地。就在我父親離開不到半年的時間，關中根據地喪失殆盡，這意味著陜甘根據地南大門失守，陜北根據地面臨十分危險的局面。我父親回到關中，迅速建立健全黨的組織，緊密依靠關中地區的人民群眾展開軍事斗爭，僅用不到兩個月時間就恢復了關中根據地。當時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李維漢同志在1937年初到關中根據地視察時，對關中特委的各項工作給予充分肯定，他在寫給中央的報告中稱贊說：“在我經過的陜甘蘇區，關中是最好的一塊蘇區”，“關中的黨是從斗爭中鍛煉出來的布爾什維克的黨，有許多群眾真正愛戴的領袖，如習仲勛同志、張邦英同志等”。

　　這之后不久，國共迎來第二次合作。陜甘的紅軍主力部隊改編成八路軍115師、120師、129師，這三個師在關中誓師出征時，我父親時任關中特委書記，他率領關中特委和分區干部，為八路軍三支主力部隊提供后勤支援，還選調500多位優秀干部戰士加入賀龍伯伯的120師。解放戰爭中，我父親與當年的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伯伯和120師師長賀龍伯伯先后搭檔，提起抗戰初期這段往事，他們都記憶猶新。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提起這段歷史往事，我們更加懷念這些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作出貢獻的老一輩革命家。

　　加強黨的領導，堅持走群眾路線，是我父親一生奉行的工作準則，無論職務如何變化，始終堅持如一。當年由我父親從綏德帶到延安去見毛主席的美國友人李敦白，一路上目睹了我父親與沿途百姓的密切關系，驚嘆不已，時隔半個世紀之后還在文章中憶及此事。

　　1947年7月，中共中央在清澗縣小河村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彭德懷、習仲勛、陸定一、楊尚昆、馬明方、賈拓夫、張宗遜、王震、賀龍、張經武、陳賡，以及胡喬木、王錚等。會議主要討論了戰爭形勢、人民解放軍的戰略部署和各個戰場的作戰配合等問題，并由任弼時同志作了關于土改問題的報告。我父親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西北野戰兵團副政委，也在小河會議上作了發言。小河會議后，中央又任命我父親兼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委，率中共中央西北局機關東渡黃河，與聯防軍司令賀龍伯伯共同擔負起加強后方的重任。當時一個十分緊迫的任務，就是在新老解放區進行土改，鞏固后方，支援前方。

　　我父親在晉綏和陜甘寧邊區深入基層干部和群眾中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敏銳地發現了晉綏土改和陜甘地區一些老解放區土改運動存在“左”的傾向，有些地方的問題還十分嚴重。尤其是在康生所謂“晉綏土改經驗”影響下，有些干部放棄黨的領導作用，提出了錯誤的口號：“群眾要咋辦就咋辦”。在一些地方召開的群眾大會上，動不動就捆、綁、吊、打地主和基層干部，在群眾中引起極大恐慌。當時在晉綏參加過土改工作的《解放日報》記者張光同志回憶說：“在這種氛圍下，誰也不敢反對這種極‘左’的土改方式，誰反對就會被拉去批斗。當時只有習仲勛同志敢于向中央提出這個問題。”

　　就在這個時候，中共中央在陜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因為這次會議是1947年12月召開的，史稱“十二月會議”。我父親生前曾經回憶，到達楊家溝的當天晚上，他就到毛主席的住處，向毛主席詳細匯報了陜甘寧及晉綏地區戰爭、生產和人民群眾的生活情況，也如實地反映了土改運動中出現的一些“左”的偏差。在隨后召開的會議上，我父親如實地將陜甘寧邊區和晉綏土改中存在的各種問題一一列舉出來，足足講了三個多小時。毛主席本來坐在稍遠的位置，聽著聽著，就把椅子挪到我父親的對面。在作總結講話時，毛主席說，很久沒有聽到這么多真實情況了，他當時就對與會的同志們說，把西北交給仲勛同志，我放心！

　　為什么毛主席如此看重我父親在西北的工作呢？我認為，這是因為我父親總是一貫堅持實事求是，特別注重調查研究，尤其是在堅持走群眾路線的同時，不忘加強黨的領導，能夠十分妥善地處理兩者的辯證關系。十二月會議之后，我父親就土改糾偏問題多次致電毛主席，引起毛主席和黨中央的高度重視，數次向全黨和全國各解放區轉發了我父親的這些電報。在1948年1月20日這天，毛主席在轉發習仲勛關于西北土改工作情況的報告時指出：“完全同意習仲勛同志這些意見。華北、華中各老解放區有同樣情形者，務須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錯誤。”

　　黨的利益在第一位，理論聯系實際，加上實事求是，堅持走群眾路線，使我父親一生從不犯“左”的錯誤。新中國成立后，他先后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但他總是不斷深入基層，認真傾聽人民群眾的呼聲，了解百姓的冷暖疾苦。在“大躍進”運動的狂熱中，他仍然保持清醒頭腦，對大煉鋼鐵、大辦人民公社、辦大食堂等做法提出異議。

　　1978年4月，我父親奉中央之命主政廣東，在蒙冤十六年之后再次復出，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改實事求是的革命精神，堅持走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到任沒幾個月，就走遍了嶺南的山山水水。他大刀闊斧地平反冤假錯案，解決堆積如山的歷史遺留問題，并在調查“偷渡外逃”過程中，真切感受到造成人民群眾生活困苦的真實原因。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作為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是他在深入調查研究基礎上，率先向黨中央提出，讓廣東省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進而又向中央提出創辦經濟特區的設想，并得到了小平同志的支持。

　　深圳特區的崛起令世人矚目，這座城市已經成為南粵大地上一顆耀眼的明珠。許多當年參與創辦特區的老同志在回憶當年這段歷史時都十分感慨。當年曾任廣東省委書記之一的王全國同志見證了我父親向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匯報創建特區的經過，他十分肯定地說，講到如何給這個擬議中的出口加工區命名時，小平同志說了，你那個陜甘寧當年不就是特區嘛！之后，小平同志在聽取國務院一位領導同志的匯報時，再次重申了他對特區命名的想法。從此，經濟特區，這個響亮的名稱從藍圖變成現實。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人順應歷史潮流，踐行群眾路線作出的莊嚴選擇。

　　我父親一生淡泊名利，除了為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老一輩革命家和他的師長、朋友寫過一些懷念文章，從來沒有為自己寫過專門的回憶錄，他的傳記和紀錄片都是由組織安排寫作和拍攝的，由此留下許多彌足珍貴的史料。這部《習仲勛與群眾路線》，則從一個側面對我父親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堅持走群眾路線的革命生涯作了很好的專題論述。重溫歷史，是為了更好地面向未來。老一輩革命家的思想與心路歷程，是照亮我們后人前行的明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