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反腐行動的升級與“老虎”被打，有關“寒門子弟”是否適合當官的話題，被再度熱炒。郭伯雄、周永康、徐才厚、谷俊山、萬慶良、劉志軍等等，這些寒門貪官已成鏡鑒。寒門之于官場，就像鳳凰男之于婚姻，大有被輿論污名化與惡俗化的趨勢。我們應當警惕這種不負責任的概念鏈接與標簽化，若長此以往，這種標簽化的認知或成為一種新的歧視，變?yōu)樽璧K階層流動的新壁壘。

　　正因有這樣的危險，有必要厘清寒門子弟之于官場的關系，搞清楚誰是影響畸形化的關鍵變量。

　　即便從統計學角度講，作出“寒門子弟不宜當官”的判斷也是不負責任的。一些人之所以愿意接受這種結論，只是因為被查出的高級別、轟動性的反腐案例中有不少寒門子弟。這是否就意味著寒門子弟為官非善類是大概率事件呢？并非如此。至少從公開資料看，我們很難掌握某一層級或全體官員中哪些是寒門、富二代或者官二代，進而也不能確定不同階層貪腐者的比例問題。所以，“寒門子弟不宜當官”的判斷是不嚴謹的，有嘩眾取寵之嫌。

　　因此，也就無須拿寒門子弟中的眾多官場杰出者作為反駁的論據，以證明其錯誤了。其實，飽受偏見對待的不只有寒門子弟，“官二代”與“富二代”同樣如此。輿論天然地產生對其仕途晉升的“合理想象”，“福與貴”似乎成了這個群體的原罪，輕易抹殺了其間的個人努力。

　　以對群體性偏見來審視這一問題，容易誤入歧途，混淆真問題與假問題，應將問題放到官場這個復雜的系統內審視，因此政治生態(tài)就成為關鍵因素。這對于一個初入官場的年輕人尤為重要。好的政治生態(tài)可起到蹲蹲苗、打基礎的好作用。所以，習近平才會強調“加強黨的建設，必須營造一個良好從政環(huán)境，也就是要有一個好的政治生態(tài)”。政治生態(tài)的建設也才會成為執(zhí)政黨建設的重要命題。

　　在《中國歷史的教訓》一書中，吳江縣令的政治際遇就是鮮活的案例。在江蘇省兩任巡撫余國柱與湯斌任上，吳江縣令展現了截然不同的執(zhí)政風格——在余國柱手下走歪路，激起了民憤；在湯斌手下卻又努力上進，政績斐然。由此可見，無論是寒門還是富二代、官二代，身邊有一個好的領導和以其為依托的政治生態(tài)，是其仕途發(fā)展的重要保障。

　　以人為依托構筑的政治生態(tài)固然重要，但制度的保證同樣不可或缺。梳理已經被查處的官員的報道，多數落馬官員的貪腐并非階段性而是全域性的。這意味著“老虎”在“蒼蠅”時代就已經危害一方了，也就是說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制度監(jiān)督是缺失的。這種制度缺失，使得他們從小錯變大錯，從小貪心到大野心，從違反黨紀到觸犯國法。若是良性制度一開始就得以確立，這將為黨和國家避免多大的損失呢？

　　我們當然應該重視家風建設以防微杜漸，但過分在意個人行為的作用也是非理性的。在強調人的作用的同時，更應該以制度約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