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性少數群體權益等嚴肅話題以一種娛樂化的方式呈現出來的時候，我們很難期待它會對人們的“三觀”帶來多大的改變，反而話題嚴肅的社會意義很可能在娛樂化的形式中被消解于無形。

　　都說《奇葩說》吸金上億，制作方賺得盆滿缽滿。既有奇高的播放量，也營造出一批“奇葩粉”熱烈討論。關于奇葩說成功的經驗，據說充分利用了大數據的優勢，從辯題的設置、辯手的排序、嘉賓的選擇等方面，都借助了網絡平臺真正找到觀眾的喜好。既說人話，也接地氣。而網絡平臺的自由性、開放性也讓話題的討論，以比電視節目更大尺度、更激烈的方式進行。話語方式的解放，也是《奇葩說》吸引到了數以萬計的年輕擁躉的秘訣。

　　所以可以說，《奇葩說》的很多議題都直接來自年輕人的現實生活，比如“該不該有備胎”，“該不該向戀人坦白戀愛史”等等。聽“奇葩”們的討論，90后、80后們或許確實可以從中得到某種生活啟示，以至于很多人在評價《奇葩說》時總是離不開“思想性”。

　　尤其是類似情感、性別類話題，比如“該不該向父母出柜”，就是《奇葩說2》影響最大的一期節目。有評論認為那期節目是“中國視頻（包括電視臺，視頻網站節目）史上關于同性話題做得最開悟、最透徹、最具人性關懷，案例和情感最真摯、開放、寫實的一期，也是最能代表《奇葩說》節目價值和品位、風格的一期。”

　　可《奇葩說》的價值是什么？在很多關注少數群體或者其他群體權益的人看來，《奇葩說》的價值就在于它被廣大受眾所接納和認可，這是社會越來越寬容和開放的一種體現。《奇葩說》在無意之中被賦予了它未曾料到也未必想承擔的社會意義。尤其是在這些話題還無法在當前的社會進行充分、公開的討論，很多民間行動活動處處受阻的現實之中，這檔網絡節目所呈現出來的自由、開放、多元的價值觀，在讓觀眾消遣的同時，還能夠讓人“從中得到許多生活的勇氣、經驗。”

　　但是，就像《奇葩說》所標榜的“表達價值觀但不販賣價值觀”的立場一樣，這些社會意義顯然是《奇葩說》不能承受之重。雖然導師和辯手們在節目中“脫下了虛偽假面”，但本質上它仍然是一種表演。觀眾們的情緒可能會在某一刻被辯手們的“真情流露”或者強大的邏輯所擊中，甚至感動流淚，但是看完節目之后，這種情緒還能持續多久？他們能否對這個話題進行持續的、深刻的思考？如果不能，那么他們的價值觀、行為方式還會因為那一刻的“電擊”而改變嗎？就像馬薇薇在“該不該向父母出柜”那期節目中所言，那些在網絡中支持你的網民，大部分不過是“鍵盤俠”罷了。

　　尼爾·波茨曼在《娛樂至死》中指出了這樣一個現實，印刷時代的沒落和電視時代的到來，會使印刷時代的高品質思維以及個性特征面臨致命的威脅。一切文化內容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而且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毫無疑問，我們今天就面臨著波茨曼當初預言的文化危機。

　　當性少數群體權益等嚴肅話題以一種娛樂化的方式呈現出來的時候，我們很難期待它會對人們的“三觀”帶來多大的改變，反而話題嚴肅的社會意義很可能在娛樂化的形式中被消解于無形，人們甚至可能因為沉湎于酣暢淋漓的表達所帶來的感官快感，而在不知不覺中失去了行動的力量。

　　蔡康永在節目中飆淚講述自己生活的艱辛讓很多人動容。但看完之后呢？大家關注更多的并不是性少數群體權益的改善，而是多了一個談資。這是我們最不希望看到的事實，可它卻真實地發生了。

　　□楊三喜（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