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殘疾人的生活補貼，社區干部也敢挪作他用；街道拆遷工作人員收了“好處費”后，通過拆遷檔案造假等手段，使一些人多得補償款20多萬元。日前，湖南長沙通報多起百姓“身邊的腐敗”問題，意在警示當地黨員干部引以為戒。有權不可任性，即便手中只有微權力的基層干部，也不能自外于制度和監督網絡，成為監管的盲區。

　　十八大以來，反腐的高壓態勢之下，一批批腐敗分子紛紛落馬，顯示了中央反腐零容忍、從嚴治黨不松勁的堅強決心，政壇風氣為之一新，增強了人們對反腐敗斗爭的信心。隨著反腐的深入，“老虎”“蒼蠅”一起打，越來越成為社會的共識和期待，老百姓對清除“身邊的腐敗”的呼聲也日益強烈。與那些引起廣泛社會關注的反腐大案相比，治理微腐敗、管住微權力，正在成為反腐攻堅戰的重要部分。

　　不管是村官，還是社區干部，雖然職位低，但權力未必小，作用更是不可忽視。他們直接面對千家萬戶，直接擔負政策的“最后一公里”落實、民生紅利的普惠，對集體土地和資產等資源，以及公共事務的運行，也很有發言權和影響力。我國有幾十萬個行政村，社區居委會也超過十萬個，在整個國家治理體系中，這些微權力構成了毛細血管網，是長治久安的微觀支撐。

　　失去約束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基層的微權力也不例外。長沙通報的幾起案例很有代表性。從征地拆遷到保命錢，從住房保障到扶貧資金，微權力的腐敗病毒，正向民生重點領域滲透和蔓延，公權私用、權錢交易、侵吞挪用等是常見手段。從近年來查處的大量基層腐敗案例來看，大多呈現相似的亂象和癥結。值得引起深刻反思，采取針對性措施加以治理。

　　辦案調查發現,“微權力”腐敗人員往往對自身工作職責和責任缺乏清醒認識,在人生觀、價值觀和權力觀上嚴重扭曲,“有權不用、過期作廢”思想、“都這么干，查不著我”的僥幸心理比較普遍，導致一些人受到私欲驅動，不惜以身試法，最終墜入腐敗犯罪的深淵。

　　另一方面，從案發地方和單位內部監管機制來看,監督機制形同虛設,制度執行流于形式,給權力濫用留下了空間。不少案例顯示，在征地補償、項目招標、物資采購、工程驗收、資金撥付等具體環節上,一些部門或項目負責人的權力相對集中，操作空間較大。在實際工作中,一些人往往利用行政管理、審批監督、財務監管等制度上存在的漏洞，違背透明、公開原則，要么個人說了算，要么搞暗箱操作，要么內外串通，使監督制約機制陷入空轉，為“微權力”腐敗滋生提供了土壤，釀成了“小官大貪”“村官巨腐”等腐敗毒瘤。

　　微權力一旦變質，其危害也很嚴重。對老百姓而言，“身邊的腐敗”造成的傷害，感受最為直接和深刻。治理這類腐敗現象，遏制微權力的“任性”，同樣需要雙管齊下。從主觀方面，讓基層干部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樹立對黨紀國法的敬畏，當是精神“補鈣”的重點。從客觀方面，需要加強監督和管理，根據基層職責和權力運行的特點，“量身”打造對微權力的常態化監督約束機制，尤其是把公開透明機制、群眾監督機制這些管用的制度建立完善起來，著力營造不敢、不能、不想腐敗的制度環境。只有制度發力了，發威了，才能讓微權力心存敬畏、規范有序，沿著公共利益、公共服務的軌道運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