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份，廣州中院出臺相關文件，正式在兩級法院全面推進審判權運行機制改革工作。逐步取消案件審批制后，廣州法院的院長、庭長們審批案件的權限被大幅縮減，原則上他們不再審批合議庭法官辦理的案件結果。（《南方都市報》8月12日）

　　廣州中院作為司法改革試點單位，邁開了司法去行政化的關鍵一步：院長不再審批案件，將審判權真正交給合議庭和承辦法官，為落實“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打牢基礎。

　　在以往法官隊伍素質整體不高的時期，為防止差錯案件的出現，行政審批制被嫁接到了法院審判管理之中，庭長、院長審批制也的確起到了一定的把關作用。這就形成了不少法院司法裁判的模式：承辦法官們負責前期的案件庭審，最后落槌定音的卻是院長、庭長。這也形成了一個眾所皆知的事實：發給當事人的裁判文書上署名的法官，往往不是決定案件裁判結果的人員，因為案件裁判前還須層層上報至庭長、院長審批后才能正式下發。

　　在審批制下，法官責任制被弱化，獨立性不夠導致依賴性強，院長卻不得不把相當大的精力用在案件審批上，疲于聽案件匯報、看案卷材料。逐步取消審批制，就是逐步給院長減負，使院長從審批中解脫出來，做院長該做的事。

　　那么，審批制取消后，院長該干什么呢？

　　院長首先是法官，這是其必然的身份，而且一般都是法官中的精英。院長如果進入了法官員額，又不辦案，則是對有限的司法資源的浪費。取消審批制，院長就有了更多的精力參與案件審理，尤其是那些新類型案件、重大疑難案件、在本地區有重大影響的案件等，院長要親自擔任審判長進行審理。今年7月初召開的全國高級法院院長座談會，對院長辦案有了明確的要求，即院庭長“經考核符合入額條件的，應當進入法官員額，但必須作為主審法官履行審判責任”。

　　當然，在終身負責制下，院長也沒有免責的特權，自己主審的案件得自己負責，這也就排除了院長審案走過場的可能。但院長畢竟不是專職法官，還有大量的行政管理和黨務工作，如何合理確定院長辦案的數量，必須從實際出發、科學界定。

　　取消審批權，意味著法官的擔子重了，但放開后，法官能挑得起嗎？這是個兩難命題。為了解決法官不辦無把握的案子，廣州中院規定：合議庭把握不準的案件可以提交庭長、院長審閱，庭長可啟動審判長聯席會議、專家法官會議，院長也可以視情況提交審判委會員決議。

　　這樣一來，法官還是可以推著院長走，自己把握不準的，找庭長、找院長，那院長剛從審批制中跳出來，會不會又陷入審閱制中？如果不能限制法官提交審閱的條件，這種可能性就會存在。而且，這是替法官想的一條辦案求助之路，由院庭長們為法官辦案提供智力支撐。如果院長對法官辦案不放心，怎么辦？除了自己辦案外，沒了案件審批權的院長，就不能過問其他法官所辦理的個案嗎？答案應當是否定的。

　　在審批權逐步取消的過程中，院長不能也不應該當“甩手掌柜”，應當履行好領導與監督職責。根據中央政法委今年3月下發的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記錄和責任追究規定，院長因履行領導、監督職責，可以對正在辦理的案件提出指導性意見，但應當依照程序以書面形式提出，口頭提出的，由辦案人員記錄在案。

　　這就是說，院長基于領導、監督職責可以就個案提出意見，這種指導性意見只供合議庭和承辦法官參考，最終的決定權還是在法官手里。記錄在案的好處在于厘清責任，法官沒有采納導致錯案的，責任肯定在法官；法官采納后導致的錯案，院長也應視情況承擔相應的責任。

　　院長在什么情況下提出的指導性意見是屬于領導、監督職責，這一條是界定院長是否有權過問案件的關鍵。因而很有必要對此予以明確，不然，法官無所適從，院長也沒有權力邊界。

　　就個案提出指導性意見，這是院長的事前監督。案件判決后，就個案質量進行評查，基于信訪、申訴等啟動案件復查等，這也是院長履行領導、監督職責的重要部分。

　　消審批權后，院長應當回歸法官身份辦大案、難案，也應當履行好領導、監督職責，指導其他法官辦好案，這都是院長應該干的事，也是必須干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