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川雅安市名山區市民陳先生在社保局辦理退休手續被要求開具無違法犯罪記錄證明，當地派出所提出質疑:“請問是不是有過違法犯罪前科的人員就不能正常辦理退休手續？（8月26日《新京報》）

　　不難發現，現在很多街頭小廣告已紛紛開通代辦“無犯罪記錄證明”的業務。這從側面證明，“無犯罪證明”幾乎是辦理個人業務通關的“必需品”了。看看最近新聞也能體會其使用頻率之高：石家莊一兒童上小學，也被要求異地戶籍的父親開具“無犯罪證明”。

　　既然只要開具“無犯罪記錄”證明就可以過關，那自然就意味著如果不能出具該證明，或者有犯罪記錄，在辦理同類業務時會被卡住，輕一點的話，也要歸入“特殊人群”予以特殊處理。這大概就是某些部門“任性”要求提供無犯罪證明的潛臺詞了。

　　對于有犯罪記錄者，尤其對于惡性犯罪，周圍人一般會有防范警惕的心理。但在法理上，一名曾經的罪犯一旦服刑完畢，那就意味著“改造”的成功，可以完整的人格獲得無異于正常人的權利對待。如果說，社會心理對其“心有余悸”尚屬自然的話，那么作為公共服務部門則不應對其區別對待。最起碼，這不符合法律精神，難道這是對其服刑改造的不認可？難道是對其有可能“重犯”的制度性設防？而且對于當事人，這不僅不公平，還可能會因為制度設障，而影響他們重新回歸社會的信心，這對他們工作生活和社會活動所造成的無形擠壓，不僅僅造成了他們的“不方便”，人格尊嚴上的打壓更有可能產生意料不到的后果。

　　當開具無犯罪記錄證明的要求，被再三推到派出所的時候，民警們“也真是醉了”，他們忍不住在證明后面問上一句：“難道有犯罪記錄者就不能辦理退休？”“難道有犯罪記錄，子女就不能接受義務教育？”對于被要求開具這份證明，大家的第一反應是給自己帶來了不必要的麻煩，但是也要看到，這即便對于有犯罪記錄的人，也是一種意想不到的煩惱：因為這有可能轉化為某種制度性歧視，造成不必要的社會分裂。因此，作為公共服務機構，不僅不應以一紙“無犯罪證明”嚴加提防，反而更有義務為這些“重新做人”者多行方便，做更多的疏通服務，提供更多關懷渠道。

　　至于為什么會多出這么個“無犯罪證明”的要求，當事單位自然“有理有據”：這是有明文規定的。不過，如果看看這些堂而皇之的明文規定，除了發文件主體不合格，條文不合法律規范，屬于“土文件”外，更能看到這些規定的必要性不足。比如，雅安名山區社保局表示，按照原規定陳先生為退役軍人，所以需要提供無犯罪證明。那么，即便陳先生屬于“特殊繳費群體”，那也只是其軍人身份與目前職務在社保對接程序上的協調，與其有沒有犯過罪又有什么關系？至于孩子上學也要出具家長“無犯罪證明”，那就更沒地方說理去了。

　　當需要“自證清白”的無犯罪證明，讓很多人跑斷了腿操碎了心，也忙壞了派出所民警，給人感覺就是典型的“不怕麻煩別人”，空前抬高了社會管理成本。這種“奇葩”說出來可笑，其實是一種實實在在存在的治理困境。開具無犯罪證明的規定，是取消還是改進，或者進行系統化整合，比如資料共享或信息聯網，這重大數據上的事情，無疑需要一定程度的頂層設計。但凡成熟的社會管理，必然存在一個既不擾民，也不擾警，又不擴大成本，還能防止管理漏洞的“黃金分割點”，只是需要你找到它而已。（肖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