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網絡“專車”發展已經引發了社會穩定、乘客安全等一系列問題。針對上述狀況，交通運輸部于近日再次于北京召開相關方面的專家座談會，就“專車”新業態的定義、發展現狀、營運資質的規范以及地方試點和中央立法關系等方面展開交流討論。

　　與會專家表示：行業管理部門應從公共利益角度出發制定政策予以規范。

　　人民政協網記者  張春莉

　　當前，網絡“專車”發展已經引發了社會穩定、乘客安全等一系列問題。針對上述狀況，交通運輸部于近日再次邀請了北京、上海、浙江、廣州、深圳等地的21位交通規劃、金融、法律、知識產權等方面的專家，于北京召開座談會，就《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簡稱《管理辦法》）征求意見過程中比較集中的意見和建議，以及網絡“專車”新業態的定義、發展現狀、營運資質的規范、地方試點和中央立法關系等方面問題各抒己見，充分討論。

　　網絡“專車”與傳統出租汽車服務屬性相同

　　對于“專車”等新業態的定義，暨南大學行政法學專業教授劉文靜表示，“專車”提供的仍然是運輸服務，跟傳統出租汽車相比，只是叫車方式有了區別，“不管你是通過互聯網還是通過電話還是招手打到的車，最終提供的都是運輸服務。”

　　同濟大學交通規劃專業教授陳小鴻贊成劉文靜的說法：“‘專車’和傳統出租車并沒有根本的不同，只不過在現在這個技術條件下面，它能夠提供一種更為高效的預約服務和更為及時的動態調度。”

　　“無論是以前的馬車，還是后來的出租汽車、網約車也好，提供的核心服務沒有改變，就是個性化的出行服務，只是乘車形式、交易方式會有變化，但是絕對改變不了出租服務的本質。”深圳大學運輸經濟專業教授韓彪表示。

　　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李俊慧表示，滴滴今年上半年在海淀法院審判的一起商標侵權訴訟中，在向法庭提供的證詞里明確表示其服務的性質不屬于電信類服務和商業類服務，而是屬于運輸類服務。法院也據此作了審判。

　　《管理辦法》符合上位法規定

　　目前，各個國家都在對“專車”等新業態進行立法研究和管理。廣州市交通委員會客運管理處處長蘇奎表示，“正是因為現在的專車發展遇到了問題，乘客與司機、司機與平臺的矛盾以及新老業態之間的矛盾等在地方上已經開始激化，影響了社會穩定。所以，迫切需要相關管理辦法的出臺，進行進一步的指導規范和管理。”北京市交通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繼孚也指出，作為一種占用道路資源的“馬路經濟”，對于出租汽車、網約車的規范發展也很有必要。

　　交通運輸部管理干部學院教授張柱庭認為，“專車”需要規范發展，目前《暫行辦法》也是有法可依的。“國務院的412號令在前面描述發布詞的時候就寫清楚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第14條第二款的規定保留設定行政許可。’因此，文件中的三個許可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張柱庭發言時說。

　　針對不少人反映，國務院412號令是否適用于目前的“專車”等新業態問題時，張柱庭解釋說，“傳統出租汽車就分巡游式和預約式兩類，過去的問題是預約出租汽車沒有發展壯大起來，導致大家認為互聯網平臺下的網約車是一種新業態，但實質上它就是出租汽車服務的一種。”

　　與此同時，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副教授王靜表示，經她充分論證，認為“412號令就是交通運輸部2014年關于出租車管理體制的上位法依據，從合法性來講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網絡“專車”車輛和駕駛員應納入行業管理

　　李俊慧表示，目前的“專車”等新業態都是以營運為目的的。“首先你掙了錢，至于掙了100元還是10元，都改變不了營運性質。目前的‘專車’跟出租車形式類似，司機接完第一單后會等著下一個定單，這跟傳統的巡游出租汽車營運模式是類似的。作為乘客來講，乘坐傳統出租汽車可以提供正規發票，但是付錢乘坐專車也是購買運輸服務，卻沒有即時的服務發票” 。

　　國家發展改革委綜合運輸研究所主任程世東提出，判斷是否營運是對運輸服務行為評價的，而不是評價提供服務的主體，“駕駛員不管是專職還是兼職，其提供的運輸服務是以盈利為目的的，那就應該是營運性質的。因此，作為服務相關的要素——車輛、駕駛員等就應該納入行業的管理。”

　　劉文靜認為，立法就是在接納新事物和各方利益以及公共利益之間尋找一個平衡，它既不能是一種觀點戰勝另外一種觀點，也不是一方利益在眾多的利益博弈中高位勝出。尋求利益的平衡，就是一個好的立法。

　　中央立法先行 推動地方試點

　　對于地方試點和中央立法的關系，與會主要專家均認為交通運輸部此次對網絡預約車進行規范十分必要，中央應該提出政策制度框架，同時發揮地方積極性，進行主動改革探索和實踐。

　　王靜表示，“對于是中央先立法還是地方先試點，我個人認為交通運輸部出面是更好的，而且非常有擔當。如果等著它任意發展下去，到那時即使想規范難度將非常大，很難再有辦法去規范了。”

　　郭繼孚認為，當前“專車”發展已經引發了社會穩定、乘客安全等一系列問題，行業管理部門從公共利益角度出發制定政策予以規范，十分必要。如果國家再不立法，而是“讓子彈飛一會”，是政府不作為的表現。

　　結合自身的實際工作，參與深圳市出租汽車行業改革發展方案制定工作的韓彪認為，如果交通運輸部不出一個原則性的框架性政策，很多城市就不能有效制定相應的地方性法規，“一個是有的地方需求不大，另外，有些地方也沒有能力去搞”。所以，如果有中央立法在前，對于地方政府制定相應規章制度有很好的借鑒性。他認為，中央立法設置好底線，地方政府在底線之上將有充分空間可以調整。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中心副主任朱巍認為中央立法沒有問題，但應突出原則性底線性的規定。“確實嚴重影響到社會穩定或者是消費者權利保護，可以做一個補位性的規定，把平臺責任到底是什么說的清楚。”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執行院長傅蔚岡表示，不能沿用過去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傳統出租車方式來管理新業態發展，對《管理辦法》中如何對個人信息保護進行管理，以及第三方平臺保險責任等方面還需進一步完善細化。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經濟所副總工程師何霞表示，對新業態的管理，需要創新監管體系，在價格和準入上應當制定原則性的規定。

　　在認真聽取與會專家的暢所欲言后，交通運輸部黨組成員、運輸服務司司長劉小明明確表示，各位專家提出了很多非常有建設性的意見建議，將會與其他征集到的意見建議一并認真研究。交通運輸部將站在構建科學、合理、和諧的城市交通出行體系的角度，用包容開放的態度、改革創新的精神、實事求是的作風，認真研究所有意見和建議，匯集全社會的智慧，使出租車改革獲得一個最大公約數，讓老百姓有一個更為便捷、高效、暢通的出行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