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是中國少數民族中人口數量較多、分布最廣的一個民族，但遺憾的是，時至今日，社會各界對于回族文物的了解、研究及重視尚處于待深入挖掘的階段。然而回族文物承載了伊斯蘭文化和中華文化的二元屬性，攜西來的千年遺韻，在古老的東方大地上落地生根，造就了“和而不同”的文化品格，實為中華文明包容性、多元性的體現。本文以回族文物之典型一二，以饗讀者。

公元751年，唐朝一位名為杜環的中國人在唐帝國與大食的怛邏斯（今哈薩克斯坦江布爾）之戰中被俘，押至阿拔斯王朝的庫法（今伊拉克南部），客居12年。后在他撰寫的《經行記》中，中國人首次詳盡地記載了當時的伊斯蘭文明。“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無問貴賤，一日五時禮天。……系銀帶，佩銀刀，斷飲酒。……不食豬狗驢馬等肉，……四方輻輳，萬貨豐賤，錦秀珠具，滿于市肆。……琉璃器皿，輸石瓶缽，蓋不可數算。”這段古人文字，已初現今日中國回族文物伊斯蘭文化屬性之端倪，由此也可見其“西來”之淵源。唐代，始有中亞、西亞各國“番客”、“胡商”大量入華，其中不乏穆斯林。及宋，外國穆斯林在華貿易有了進一步發展，如泉州、揚州等海外商貿發達之城，建有“番坊”、“番人巷”、清真寺，可見其盛。元朝，成吉思汗大軍征服蔥嶺以西、黑海以東的中亞伊斯蘭各國后，大批穆斯林被編入蒙古大軍來到中國，與“土生番客”一起，被元朝政府稱為“回回”，從此告別番客身份，逐漸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員。此前，由于穆斯林在華僅是客居，其語言、文字乃至物質生活種種，無不帶有強烈的“西來”屬性。以文物而論，遼墓遼塔出土的伊斯蘭玻璃器，如壺、瓶、盤等，器型工藝等無不與同期伊朗出產玻璃器十分相似。而不可移動文物如清真寺等建筑，以廣州懷圣寺光塔為例，始建于唐，磚砌抹灰，外觀似圓柱，以葫蘆樣收頂，信徒拾階盤旋而上，呼喚眾人禮拜。此塔為內地孤例，但在同時期中亞以及后來北非等地的伊斯蘭古代遺址中均可見類似形制“光塔”。

元代的回回人奠定了中國回族形成的基礎，其“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格局，也使得“元時回回遍天下”，穆斯林遍存城鄉，散居各地，逐漸融入到中華文明的洪流中。明朝對回回人推行同化政策，依史料記載，一是禁內部通婚，二是禁胡語、胡服、胡姓。這些舉措加速了回族對儒家文化的認同，出現了漢文譯著（以漢文寫就的伊斯蘭典籍）等文化現象，今日之“回族”最終形成。明朝后期，開始實施閉關政策，中斷了與中亞、西亞之聯系，作為非本土宗教（伊斯蘭教）的承載者，回族精英試圖以儒家文化來闡釋信仰，促使伊斯蘭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緊密結合起來。加之清朝政府對回族實行民族宗教壓制的政策，使得回族文化屬性充分體現出伊儒二元一體的特征。較之唐宋元伊斯蘭傳世及出土文物罕少的情況，明清時期出現了大批帶有明顯中國特質的民族民俗傳世文物，如宗教器物、書畫作品、陶瓷、銅器、生活用品等，同時內地也出現了大量中式建筑風格的清真寺。下擇其典型一二，以說明回族文物之二元品格。

建筑明代以后新建、重建或改建的清真寺，幾乎都采用了漢式木結構殿堂形式，包括此前作為域外式樣主要特征的磚砌穹頂，也逐漸被木結構殿堂所代替，總平面采用漢族中軸對稱院落組合的傳統布局，建筑裝飾也部分使用了漢式手法和紋樣。但是中國內地清真寺仍保持了伊斯蘭特色，成為回族文化的主要實物象征。以北京牛街禮拜寺為例，現存建筑奠址于明宣德年間，冠居北京明敕造清真寺之首。禮拜大殿內裝飾極具中國傳統文化和伊斯蘭文化二元特性，柱間設置由阿拉伯式的尖拱轉變成“歡門”，柱子和歡門全飾紅地金花圖案，歡門的帶形門框是阿拉伯經文，余地及柱身皆為卷草和團花。天花和梁、枋則滿布漢式旋子彩畫，天花的彩畫也是漢式，皆以青綠冷色為主，與歡門和柱子的一片金紅對比強烈，非常華麗輝煌。

文獻回族的古籍文獻主要包括《古蘭經》、《圣訓》以及阿拉伯文、波斯文論著，還有各種漢文譯著和碑拓、家譜等。《古蘭經》是伊斯蘭教的根本經典，在中國回族教育中極受重視，各種版本亦流傳甚廣。其中有域外流入的手抄本，也有中國穆斯林精心抄寫而成的版本。大部分手抄《古蘭經》字體優美，裝幀精細，常繪有五彩描金，耗時幾年才可抄就，歷來為擁有者所珍視。有些手抄本則體現出濃郁的中國特色，如中國民族博物館所藏《古蘭經》三十卷，清代抄本，藍布包封面，夾襯硬紙，墨書手抄，其阿文字體帶有中國書法的韻味，扉頁及首章頁彩繪中國意趣的花卉圖案，為伊斯蘭中國化之物證。

銅器回族文物中，銅器占有重要地位，原因其一是中亞和西亞的伊斯蘭國家自古善于治銅，受之影響，回族對此類物品偏愛有加；其二是香爐作為銅器中的大宗，本是中國傳統陳設器，回族為彰顯本民族信仰及文化品位，故將伊斯蘭風格裝飾引入到香爐鑄造工藝之中，融合創造出了獨具特色的中式阿文香爐，甚至為明清政府所用，敕造阿文銅香爐賜予伊斯蘭教領袖，成為國家政權與伊斯蘭教統治關系的實物表征。如甘肅省博物館藏“嵌赤銅阿拉伯文銅香”，爐腹兩面嵌赤銅阿拉伯文，一面意為“使者說”，另一面意為“最美最好地祈禱真主”。爐底刻兩方銘款，一方為“大明正德五年欽賜回回掌”，另一方為“臣馬大臣”。

瓷器明永樂、宣德、正德年間，大量出現仿伊斯蘭器型和紋飾的瓷器，雖不能簡單將其歸為回族文物，但是明瓷的此種變化，卻充分體現了幾百年間中華文化與伊斯蘭文化交流的成果，也應將其納入回族文物研究的視野。如明中葉以后，富有伊斯蘭特色的瓷器不僅量多，樣式也極為豐富，故將此時穆斯林常用的盤、碗、筆山、執壺、深腹罐、爐、盒及燭臺等統稱為“回器”。自明至清，為廣大回族所喜愛，在清初御廠中仍被生產，為“回教徒所用之三式是也”。除此以外，在明代瓷器式樣中，也有回族依中國傳統陳設形式而專設瓷器，如北京東四清真寺藏明青花瓷牌屏，寫有阿文“清真言”，亦是十分珍貴的文物。

書畫回族書畫藝術源遠流長，自元代以來，曾涌現出許多回族書畫名家。其中以明清時代的“經字畫”為個中翹楚。經字畫是用阿拉伯字母組成圖案，既是書法又是美術圖案，除了大量阿文書法作品，有些甚至將阿拉伯文轉變曲線組成花瓶，再配以中國傳統的花鳥畫或組成條屏、中堂，極為精巧。經字畫吸收中國傳統書法的表現形式，其文字內容突出伊斯蘭宗教信仰，可謂中西文化交融而創造出來的回族智慧結晶。阿文書法原本為竹筆書寫的硬筆書法，自傳入中國后，有些回族書寫者以毛筆用行、楷、草、篆等技法，阿文字體圓潤流暢，自成一家。

（作者單位：中國民族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