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中期，巴西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ＧＤＰ）接近５０００美元，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直到２０１４年，根據巴西官方統計數字，巴西人均ＧＤＰ按當時匯率計算約合１１３４５美元，仍沒有突破聯合國劃定的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陷入了所謂“中等收入陷阱”。

與巴西形成鮮明對比的是，１９８０年韓國人均ＧＤＰ僅為２２００美元，不到巴西的二分之一；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２０１５年韓國人均ＧＤＰ將達到３．６６萬美元，是巴西的兩倍以上。

難以走出的“收入陷阱”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長期停滯的狀態。

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在拉美３３個國家中，除海地屬于低收入經濟體、一些加勒比小國屬于高收入經濟體之外，包括巴西、阿根廷在內的其他國家都屬中等收入國家，經濟狀況長期徘徊在同一個水平，無法步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

其實，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拉美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并不低，阿根廷和智利甚至高于一些歐洲國家。到２０世紀７０年代，智利、墨西哥、巴西、哥倫比亞等國均達到中等收入水平。整體而言，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８０年期間是拉美經濟發展的“黃金期”，整個地區年均增長５．３％；其中，巴西在１９６８年至１９７３年期間，更是取得了１０％以上的高速增長。

當時，拉美各國普遍實行“進口替代戰略”，以發展本國工業產品替代從歐美進口制成品，減少對外國的依賴。但這種長期內向型的發展模式，導致經濟結構失衡，外貿出口減少，投資不足，資金短缺，不得不大量舉借外債。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８０年間，拉美地區外債從２７０億美元增至２３１０億美元。

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的能源危機使國際經濟陷入蕭條，拉美國家無法輕易借債，內向的經濟模式又使國家無力還本付息，于是“債務危機”爆發，經濟發展受到嚴重干擾。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９０年間，拉美地區年均ＧＤＰ增長僅為１．２％。

２１世紀早期，大宗商品繁榮周期帶動拉美地區經濟發展，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國仿佛看到了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曙光。但是，隨著此輪大宗商品周期的結束，這些國家重新出現經濟衰退，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下降，繼續停留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與此同時，法國、日本、英國、新加坡等經濟體，于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９５年期間先后超越中等收入水平，進入高收入之列。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滯留的時間，韓國和中國香港為１８年，日本和新加坡為１９年，而拉美國家普遍滯留時間達４０年以上，其中阿根廷達到５３年，且仍看不到走出“陷阱”的希望。

巴西瓦加斯基金會學者雷吉思·波內利認為，當一種經濟增長方式的動力即將耗盡的時候，就應適時地轉變增長方式，不能等到危機集中爆發時才做出調整，否則社會代價高昂。其實，１９７３年石油危機爆發時，巴西就已感覺到自身的增長方式存在嚴重問題，但它未能及時轉型，錯失了更上一層樓的機遇。

難以實現的“社會公平”

實現社會公平，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目標。拉美國家在工業化的幾個發展階段，一直存在著“重發展，輕分配”或“先發展，后分配”等忽視社會公平的問題。美洲開發銀行的報告顯示，２００３年占拉美人口３０％的窮人僅獲得國民收入的７．５％，占人口１０％的富人卻擁有國民收入的６０％，基尼系數達到０．６。

巴西經濟學家羅尼·林斯認為，拉美的工業化進程造成城市化的過快發展。１９３０年，拉美城市人口僅為３０００萬，但在１９９０年即激增至３億以上，２０００年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上升到７８％，其中烏拉圭為９３．７％，阿根廷為８９．６％，巴西為８０％。

過快和過度城市化對拉美現代化進程造成了嚴重后果，大量農村人口流入城市，造成失業劇增，住房緊張，交通擁堵，教育和醫療衛生等服務水平大幅下降等問題。在里約，數百個盤踞山頭的貧民窟成為滋生犯罪的溫床，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收入差距的擴大造成多數中低收入居民消費不足，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減弱。而貧富懸殊又引發激烈的社會動蕩，進一步對經濟發展造成嚴重影響。

難以提升的“治理能力”

為了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國家進行了艱難地求索。上世紀９０年代，拉美國家實行結構性改革，接受了所謂“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模式，否定了過去的“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戰略，實行外向型經濟發展方式，主要是經濟政策市場化、外貿和投資自由化、國有企業私有化。

這些改革措施順應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幫助拉美走出債務危機，基本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但到了９０年代后期，“新自由主義”的弊端就明顯地暴露出來。它片面強調市場的功能，忽視宏觀調控，對拉動經濟發展的出口、投資和消費三者之間的關系處置不當，特別是忽視社會發展，失業增加，貧富差距加大，腐敗之風盛行，導致社會矛盾激化。

巴西瓦加斯基金會研究員費爾南多·維洛佐指出，人力投資停滯、教育質量低下等因素，也加大了巴西經濟轉型的難度，形成了阻礙競爭力提高的“巴西成本”。

曾任巴西戰略事務部部長的瓦加斯基金會學者馬塞洛·內里認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是保持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環境、資源的可持續發展，以及戰略計劃和政策的可持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