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勵生育，與其單純地“財政補貼”，不如從制度層面入手，切實完善生育福利，加大公共資源和服務的供給，讓民眾對生二孩后的生活有一個穩定的預期。而平等的競爭機會和公平的公共服務，這些是金錢所無法給予的。

人口學專家梁建章12月5日在一場論壇上表示，即使放開生育，真正愿意生二孩的人可能只有30%。政府應該通過財政補貼、提高婦女地位等方式鼓勵生育。梁建章建議，當一個孩子長大以后，未來通過納稅等所做的貢獻中約有15%會用于社會的養老，所以基于公平起見，國家可以考慮為新生小孩的家庭給予一定補貼，而補貼的總量可以占到GDP的15%左右。（12月7日《每日經濟新聞》）

全面放開二孩政策，是我國人口政策的一次重大調整，其所對應的，是勞動力減少所引發的人口紅利消失，以及老齡化程度加深帶來的養老壓力。如果公眾生二孩的意愿不高，達不到一定的期待值，將直接影響到政策預期的實現。也因此，通過何種方式來鼓勵民眾生二孩，成為方方面面所熱議的話題。

由國家對生二孩家庭進行財政補貼，是目前呼聲較高的一種聲音，原因是民眾不愿生二孩的主要障礙在于“撫養成本高”。但這個建議的最大問題在于，補貼多少才合適，資金從哪里來？在城市中生養一個孩子成本高昂，補貼少了根本起不到激勵作用，補貼多了，如梁建章所說“總量占到GDP的15%左右”，財政也無法負擔。當然可以理解，鼓勵生二孩主要著眼于未來，但這畢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人口紅利要等到若干年才能顯現，在經濟下行、養老金面臨巨大壓力的現實下，拿出巨額財政資金來投資未來，顯然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事實上，以財政補貼的方式來鼓勵生育，本身就是一個次優選擇。生養孩子畢竟是家庭的事情，財政補貼客觀上會引發社會不公。如日本等國家之所以出臺類似政策，是因為國民的生育意愿已經降到極限值，危及人口的自然更替。而很顯然，我國的人口出生率還沒有到這種程度。

需要厘清的一個誤區是，導致民眾生育意愿不高的“撫養成本高”，不能簡單理解成“缺錢”。比如城市家庭就不比農村家庭更有生育意愿，也沒有證據表明高收入群體比低收入群體更愿意生二孩。他們所擔心的“撫養成本”，與其說是經濟成本，不如說是種種無法預測的風險成本。比如說，在激烈的職場競爭下，女性白領如果生二孩，就很可能面臨被淘汰的結局，即便能保住工作，其升職前景和收入也會大大縮水。再比如，北上廣包括許多一線城市，人口和教育資源已經接近飽和，對于那些外來人口來說，如果他們沒有取得城市戶口，二孩的入托和上學，都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

所以，鼓勵生育，與其單純地“財政補貼”，不如從制度層面入手，切實完善生育福利，加大公共資源和服務的供給，讓民眾對生二孩后的生活有一個穩定的預期。而平等的競爭機會和公平的公共服務，這些是金錢所無法給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