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環保廳副廳長的王國長，十八大以后仍然不收斂、不收手，頂風違紀，收受錢物。比如所收受名煙名酒用不完，就自己拿到遠離單位和家的禮品回收站去變賣。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寫懺悔書的過程中，他多次請求執紀人員提供別人的樣本供他抄寫。（12月17日《中國紀檢監察報》）

貪官東窗事發，懺悔以警世人，這也算挖掘正能量的尋常方式。“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老虎被打，蒼蠅挨拍，如果權力者心有戚戚，事后懺悔也是一碗感人的“雞湯”。不成想，當事人“創作”懺悔書，卻“多次”要求照樣本“畫瓢依葫蘆”，如此格式化的懺悔，究竟是表演給誰看呢？

這些年，動輒萬言的悔過書幾乎成為近年來落馬官員的“標配”。這些懺悔里面，有真心實意的悔過，亦有心懷鬼胎的造作。在這些痛哭流涕的表演式悔恨中——“懺悔”是假，開脫罪責是真；“痛心疾首”是虛，求得寬大處理才是實。比如湖南省交通運輸廳原黨組書記、副廳長陳明憲22頁的懺悔書，最大篇幅是羅列頭銜、榮譽，表達自己“兢兢業業、日夜操勞，一心撲在事業上”，自己在單位是如何“一呼百應威信高”。更多的，是“投機性懺悔”。寫的一腔熱忱，背后不屑半分。用研究職務犯罪防控機制的學者徐蘇林的話說，就是“一些官員的懺悔存在套路化、模式化的問題”。

以案明紀，以罪示法，這是警示教育的價值所在。全國法院從2014年起實施的《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中明確，對于當庭自愿認罪的，根據犯罪的性質、罪行的輕重、認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現等情況，可以減少基準刑的10%以下。2015年1月，十八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工作報告中，列出了2015年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任務清單”，其中包括：對被立案審查的黨員干部，對照自己理想信念的動搖和違紀違法的事實，寫出懺悔錄，自悔自新，警示他人。從預防腐敗的機制建設來說，懺悔是重要的環節；但如果這個環節被少數問題官員所“投機”，恐怕就要出現“臺上官員在懺悔、臺下民眾織毛衣”的場景了。

不好好懺悔，卻虛與委蛇，甚至在寫懺悔書的時候還要“求借鑒”，說白了，無非三種心理使然：一是自始至終把自己當“官老爺”，落馬了也意識不到問題所在，怪只怪自己“倒霉”；二是有了官職卻退化了“官能”，凡事有人代勞，公文有人寫、汽車有人開、皮包有人提，懺悔書自然最好也有人幫著“參謀”；三是對司法缺乏敬畏心，以官位自居，忘卻了公民身份。如此一來，就算對執紀人員吆五喝六，也就不足為奇了。

“求借鑒”的懺悔書寫給誰看？或者說，這樣的懺悔書還有什么意義？這也就難怪有網友建議：懺悔“表演”減刑，還不如勞動改造靠譜。（鄧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