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民族的性格即所謂國民性，是這個國家或民族普遍的、甚至是居于主導地位的心態、傾向、潛意識，是在其漫長的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

江戶時代后期日本的世界地圖

日本民族可能是世界上最具矛盾性的民族

日本的歷史發展過程及文化風土，造就了日本人實用主義、集團主義及注重等級秩序的國民性特征，從而構成日本人與日本社會的復雜而矛盾的性格。四面環海，可耕地少，地震、海嘯、臺風等自然災害頻頻發生的自然環境促使日本很早就孕育了比其他民族更加強烈的危機意識，由此產生了樸素的同舟共濟觀念。這種國民性培養造就了日本民眾惟命是從的性格。二戰前日本軍國主義正是利用了這種精神,使戰爭動員達于老弱婦孺,煽起舉國上下的戰爭狂熱,只要是來自天皇和軍國主義政權的聲音,人們都會服從與支持。

日本民族可能是世界上最具矛盾性的民族了：就個體而言力量弱小且小心翼翼行事，一旦形成集團便力量強大甚至膽大妄為；在國內生活中彬彬有禮，在曾經發動的對外侵略戰爭中卻極其野蠻。這樣的雙重性格讓人們困惑：當今在世界上形象良好的日本人與當年殘忍屠殺中國人的法西斯軍人是一個族群嗎？是什么原因讓日本民族具有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一書中所說的“生性極其好斗而又非常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梗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這樣的雙重性格呢？

貴族與武士曾經主宰日本歷史

考察日本歷史可以發現，貴族與武士在不同歷史時期主宰歷史，這一特點對日本國民性的形成具有極其深刻的影響。貴族與武士這兩大風格完全不同的政治勢力長期存在及其影響，正是日本人矛盾性雙重人格產生的歷史與社會根源。

在日本古代國家早期，當今皇室的祖先倭王家本是列島內眾多豪族中的一員，隨著其勢力的增強而成為霸主，建立了大和政權。但是大和政權的權力并沒有確立其神圣性與權威性，它一直面臨著諸豪族的挑戰。發生于645年的“乙巳之亂”及此后的一系列改革如一針強心劑，使皇權在短時間內得到鞏固。然而，在律令官僚體制下，新的貴族階層迅速成長為制度化的特權階層，他們住在京畿，也稱“公家”。“蔭位制”的實施及官職家業化鋪平了官僚貴族化、世襲化的道路。平安時代前期，律令國家的政權核心已經縮小到源、平、藤、橘等幾大家族，至9世紀晚期，朝政基本上被置身貴族社會頂點的皇室外戚藤原氏壟斷。

藤原氏專權的“攝關政治”導致天皇與外戚發生沖突。平安時代末期，欠缺武力支撐的這兩大勢力在政爭中兩敗俱傷，武士乘機崛起，最終在鐮倉建立了與律令制官僚政府截然不同的武家政權，讓自大化改新以來建立的天皇制中央集權體制形同虛設，武士成為此后近七百年日本政治舞臺的主角。

明治維新后，以改革派公卿及中下級武士為核心建立的新政權根本不可能對舊的身份制度實施徹底的革命，而是根據政局的需要對舊有身份關系進行了重組，在對大多數武士實行身份剝奪的同時，對公卿貴族恢復昔日的名譽，保留了武家社會上層——藩主大名的權力與地位。根據1869年建立的華族制度及1884年頒布的“華族令”，昔日形同水火的公卿與大名這兩大勢力終于集中到東京，成為“同族”——“天皇的華族”，并依據家格分別授予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等爵位。近代華族是在前近代家格門第基礎上，注入近代實力主義而形成的新貴族。戰后，根據1946年《日本國憲法》的規定：“對華族以及其他貴族制度，一概不予承認”，自此，承載著千余年歷史的舊貴族與78年近代史的新貴族才徹底退出日本歷史舞臺。

公家貴族的特征：文化與教養

提到貴族的文化教養，人們往往將關注的目光集中到歐洲貴族身上。而若從傳承之久遠、文化之厚重方面來考察，東方國家日本的貴族遠遠超過歐洲的貴族。

其實，歷史上日本的公家貴族（也稱王朝貴族）與被虛位的天皇一樣，掌握實權的時間并不太長，即使從645年的大化改新算起，加上武士首領平氏的六波羅政權，也只有五個半世紀時間。在武家秉政的幕府時代，朝廷仍然存在，公家貴族也沒有從肉體上被消滅。他們的貢獻，在于他們通過學問與教養形成一種文化底蘊，在中世武家統治的文化黑暗年代傳承了傳統文化。可以說公家貴族在文化傳承上的意義要大于其執掌政權的意義，他們始終用教養與文化影響著一代代日本人。

在奈良、平安時代，日本的貴族已經在教養方面領民眾之先，創造了燦爛的貴族文化。貴族的文化與教養首先來自于教育。大和時代，日本幾乎是文化沙漠，此時，來自中國及朝鮮半島的大陸移民承擔了文化傳播的任務。拜中國文化所賜，公家貴族從奈良時代起就逐漸養成了重教育、重教養的傳統，貴族及其子弟要掌握知識和文化，更強調出言進退、行為舉止、衣著打扮等方面都必須符合貴族的禮儀和規范。經過數百年的陶冶，形成以知性、高雅為特征的貴族教養。進入幕府時代，公家貴族遠離政治與權力核心，受到幕府的壓制，而且大多數生活貧困潦倒，在這種情況下，不少公卿家庭依靠世傳家業補貼家用，如冷泉家的和歌，大炊御門家的書道，四條家的料理，園家和植松家的插花，西園寺家的琵琶等等，各家分別成為各領域的“宗家”，一方面在傳道授業中獲取一些收入以維持生活，一方面使公家貴族始終保持著學問及文化上的優勢，在傳承傳統文化方面功不可沒。

武士在最初大多粗俗野蠻，在掌握政權之后，由于受到貴族的影響，開始注重文化教育及個人修養。武家子弟被送到寺院接受文化教育，著名的五山十剎成為學問中心，一般的寺院也都成為武士子弟的文化殿堂。到江戶時代，武士已經成為與公家貴族共享文化教育的重要力量，許多武士潛心研究學問，成為儒學、國學、蘭學、西學的學問家。武士的學問化過程說明一個道理，即教養是可以培養的。

在貴族文化的影響下，普通民眾中也形成重教育的傳統，到江戶時代，除了幕府辦的培養武士子弟的直轄學校、各藩辦的藩校，還有從事平民子弟教育的1.5萬多所寺子屋，因此江戶時代民眾識字率已達男子40％、女子10％，居于當時世界的前列。在這樣的平民教育基礎上，明治維新后近代教育迅速發展，到1910年，日本的小學、初中、高中的在學人口指數已經超過了美國。進步的社會是由許多有教育的人組成的，文明的社會是由許多有教養的人組成的，良好的教育是形成良好的教養的開端。

武士的特性：尚武與忠誠

從1185年建立鐮倉幕府開始到明治政府建立，長達近七百年的武家社會對日本國民性的影響更加深遠。不僅因為他們的統治時間長，人數遠比貴族多，更因為與偏居京都的朝廷和貴族相比，地方的武士與平民百姓有更多的接觸和聯系。武士鄙視公家貴族的優柔文弱，武士道的核心價值是尚武與忠誠。

尚武是以戰爭為業的武士必備的品格，它要求武士精于武藝，崇尚殺伐，重名輕死。武藝是武士立身的根本，在戰爭年代，武士把精進弓馬騎射等武藝作為日常生活重要內容。到江戶時代，天下偃武，武士完成了從“打天下”到“治天下”的角色轉換，按照家格門第在幕府與各藩的行政機構中擔任職務，或者從事警衛等事務，但他們依然保持著強烈的尚武精神。武士日常攜雙刀進退，以佩刀作為武士身份的象征。武士倫理中含有明顯的暴力傾向，社會輿論認可武士為維護名譽進行私斗與復仇，血腥的切腹也成為武士獨享的“名譽”的死法。由于武士是統治者，武士的強者征服弱者，弱者服從強者的邏輯不可避免地影響到整個社會。

與有文化、重教養、講求儒雅的公家貴族相比，“在關鍵時刻，一步不退，在主君馬前戰死是武士的第一職分，也是最高榮譽”。僅僅擁有武藝，并不是真正的武士，當擁有武藝的戰斗者與特定的主人結成主從關系，并為主人奉公盡忠，才是意義完備的武士。忠就是要有獻身于主人的犧牲精神，這種獻身要達到為主人犧牲生命的程度。忠是“從一而終”，一個武士，他效忠的只是他的直接主人——領主、大名或將軍，在他的主人之外，便不再有別的法律，這是幕府時代天皇淪為孤家寡人的根本原因。

近代以后，武士被剝奪了所有特權，作為一個階級走向覆滅，但是以尚武和忠誠為核心的武士道卻被保留下來，人們的忠誠對象也從直接奉仕的主人泛化為國家乃至天皇。在建立近代國家軍隊過程中，通過《軍人敕諭》和《軍人訓誡》，把“忠實”、“勇敢”、“服從”作為“軍人精神”的三大根本，還通過面向全體國民的《教育敕語》等形式的大力渲染，過去僅作為武士階級特殊行為規范的武士道成為具有普遍性的道德體系，使武士已經不復存在的近代日本成為彌漫著武士道精神的兵營國家，忠誠與尚武精神被全社會高度認同。尚武與忠誠雖有積極的一面，但發展到極端就表現出不尊重人的生命——不僅是別人的生命，也包括自己的生命。這種道德觀念一旦被誤導或失控，就會給人類的和平帶來巨大災難，在日本發動的一系列對外侵略戰爭中，日本軍人把在戰場殺敵作為忠君愛國的具體行動，武士視死如歸的精神被軍國主義政權用來鼓動軍人與民眾隨時赴死。日本在被侵略國家制造了數不清的慘案的同時，也創造了世界軍事史上罕見的所謂“肉彈戰術”、“沉船堵口”及駕駛飛機撞軍艦等所謂自殺式“特攻戰術”，在給他國軍民造成巨大傷害的同時，也使眾多日本軍人喪失生命。

貴族與武士在日本歷史上曾長期掌握社會主導權，其思想意識和倫理觀念在日本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拋開其中的任何一方，都無法全面認識日本民族、日本傳統文化及日本的國民性。在社會環境相對寬松——不崇尚革命的日本歷史上，盡管公家貴族與武士人數很少（貴族共有137家，江戶時代武士大約200萬人左右，近代華族共有1011家），但是他們能夠作為社會精英而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還是百姓的楷模，其各具特色的價值觀及倫理道德得以有效傳承，在不同時期、不同場合影響著普通國民。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公家貴族的文化與教養和武士的尚武與忠誠，構成了日本民族性的重要內涵，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之下，表現各有不同，既有正能量，也有負能量。了解這些歷史，或許有助于我們認識日本人在集團內部彬彬有禮，在集團外部冷酷無情；時而恭敬服從、時而桀驁不馴；強調內斂、自律，卻在對外侵略戰爭中殘忍無比等諸多矛盾現象。

（作者為南開大學世界近現代史中心日本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