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周恩來逝世40周年，同時也是宋慶齡逝世35周年，他們二人都為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國建設事業做出過杰出貢獻。從艱難的革命戰爭年代，到新中國的建設時期，宋慶齡都把周恩來及其夫人鄧穎超當做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和最知心的同志和摯友，而周恩來、鄧穎超也非常尊重宋慶齡，稱其為“國之瑰寶”。

宋慶齡與周恩來的友誼始于上世紀20年代，“(上世紀)20年代中期，我在廣州第一次見到了周恩來。他當時很年輕，但已經儼然是一位革命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多才多藝、久經鍛煉的領導人了。”

1925年，孫中山逝世后，無限悲痛的宋慶齡堅定不移地捍衛和執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積極投身于大革命之中。1927年8月20日，為尋求中國革命的勝利道路，并實現孫中山要她代表其訪問蘇聯的遺愿，宋慶齡決定赴莫斯科。在她發表的聲明中，不僅指出“我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與方法的基本部分”，而且還贊揚“中國共產黨無疑地是中國內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動力”。

這正是在以后漫長艱辛的革命斗爭歲月里，宋慶齡堅信和依靠中國共產黨，并與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密切合作的思想基礎。

“國共合作是絕對必要的”

上世紀30年代，白色恐怖籠罩上海，宋慶齡處境十分困難。國民黨特務對她的監視很嚴密，但她無所畏懼，仍堅持斗爭，并與中共地下黨組織保持聯系，還曾設法幫助恢復地下黨電臺與中共中央的聯系。這期間最使她難忘的是與周恩來的會見。

1936年春天，宋慶齡應美國記者斯諾去陜北訪問的請求，給周恩來寫了信，通過地下黨組織，由王牧師(即董健吾)送到陜北瓦窯堡的中共中央。由于宋慶齡的協助，斯諾完成了歷史性的陜北采訪，寫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記》，首次讓世界人民了解到了中國工農紅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而此時，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鐵蹄正步步緊逼，宋慶齡堅決支持中國共產黨“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1937年7月，七七事變爆發，周恩來、博古、林伯渠等人去廬山與蔣介石談判，途經上海時，打算去看望宋慶齡。

當地下黨組織把這一消息轉告宋慶齡時，她非常興奮。因為這十年間，她雖然關心著中共領導人的情況，也時有書信往來，但地處南北、天各一方，同周恩來一直難得相見。當周恩來、林伯渠等人驅車來到上海莫里哀路(即香山路)29號的寓所時，宋慶齡熱情地迎到了門口。

周恩來仔細地向宋慶齡介紹著當時的形勢以及中共中央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方針，和關于宣布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革命主張。宋慶齡表示堅決擁護和支持中共中央的這些政策方針和主張。她認為，“國共合作是絕對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須團結在一起。”

這次與周恩來的會見，宋慶齡從他對形勢的精辟分析和對當時任務的論述中，更加堅定了她對中國人民團結一致奪取抗日勝利的信心。

不久，淞滬抗戰爆發，中共中央很關心宋慶齡的安全，特意拍來電報，請她盡快撤離上海去香港。到香港后，宋慶齡積極籌備建立保衛中國同盟，廣泛團結國際朋友及海外華僑，籌集各種物資，為支援抗日戰爭做出了貢獻。

為了新中國的誕生而北上

1949年1月19日，周恩來給宋慶齡發電：“中國革命的形勢已使反動派瀕臨死亡的末日，滬上環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將在華北召開，中國人民革命歷盡艱辛，中山先生遺志迄今始告實現，至祈先生命駕北來，參加此一人民歷史偉大的事業，并對如何建設新中國予以指導。至于如何由滬北上，已告夢醒與漢年、仲華切商，總期以安全為第一。”

這封短短的電文表達了中共中央對宋慶齡的深切關懷和敬重。然而當時宋慶齡處境危急，國民黨當局正在陰謀籌劃劫持她離開上海，中共地下黨組織也正在幫助她秘密地轉移著住地。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宋慶齡第一次以公開身份與上海各界人民一起歡慶。6月19日，中共中央決定，由鄧穎超前去接宋慶齡北上。鄧穎超臨行前，周恩來又親自修函一封：“滬濱告別，瞬近三年，每當蔣賊肆虐之際，輒以先生安全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從此永脫險境，誠人民之大喜，私心亦為之大慰。現全國勝利在即，新中國建設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穎超專程迎迓(即迎接——編者)之便，僅陳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今日命駕，實為至幸。”

北平(今北京)在宋慶齡心中曾是最傷心的地方，她當年就是在那里送別了孫中山；但現在，新中國即將誕生，中共中央領導人又如此殷切邀請，使她果斷地下定決心北上。

9月1日，宋慶齡到達北平，中共中央領導人在火車站站臺迎接她。

9月21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作為長期與中國共產黨密切合作的偉大愛國者、孫中山革命思想忠實繼承者，同時也是新中國的一位締造者，宋慶齡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從此，宋慶齡作為新中國的重要領導人開始了大量的國務活動，周恩來經常就國際、國內的重大問題與她協商。

新中國第一份對外刊物

新中國成立后，宋慶齡創辦中國當時唯一的對外刊物《中國建設》。她在《懷念周總理》一文中寫道：“這里我要提一下周恩來給予《中國建設》的親切關懷……”

1951年3月，誕生不久的新中國就遭到帝國主義的封鎖，周恩來考慮到為了能讓國外了解新中國的真實情況，需要創辦一個對外的刊物。因為宋慶齡在國際上有著特殊的影響和聲望，并且在上世紀30年代主持保衛中國同盟時就辦過新聞通訊，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周恩來認為創辦對外刊物的任務請宋慶齡來承擔最合適，就同她協商此事，宋慶齡十分贊賞周恩來的主張。

1952年初，由宋慶齡親自確定刊名的《中國建設》創刊了，著名的新聞工作者金仲華、陳翰笙、愛波斯坦等人都參加了編輯出版工作。

為支持宋慶齡辦好這個對外刊物，周恩來在繁忙的國事之余常給予關心。1957年1月，周恩來曾為《中國建設》創刊五周年題詞：“繼續做好同各國人民增進了解和友誼的工作。”同年還就編輯方針做了具體指示：“以社會主義為范圍，以生活為內容，積極地、正確地、報道新中國的偉大成就，反映我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的新風格、新氣象，積極性和創造性。”

1962年1月，為了慶祝《中國建設》創刊十周年，應宋慶齡邀請，周恩來、陳毅等與她一起赴北京百萬莊《中國建設》雜志社看望編輯部的工作人員，鼓勵大家為增進各國人民與中國人民的了解和友誼，把雜志辦得更好。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宋慶齡痛失了一位親密的戰友，陷入極度的悲痛之中。她寫下《懷念周總理》一文：

“……人民將永遠懷念周恩來，不僅因為他是一位共產主義政治家，而且也是因為他的為人充滿了真正的共產主義精神……他英勇善戰、勤勤懇懇、堅忍不拔、滿腔熱情地為人民操勞一生。周總理愛人民，人民愛周總理。他戰勝了一切敵人，在前進的事業中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他將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作者系原《今日中國》雜志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