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廣州番禺11歲女孩陳某，遭到奸殺，兇手是19歲的韋某。韋某曾于2010年在其家鄉掐死一名男孩，但因為當年他未滿14周歲，而不負刑事責任。2011年，他在廣西家鄉又因持刀傷害小女孩被判刑6年。2015年11月，韋某“減刑”釋放后來到廣州市番禺區，至案發前無業。案發當天，韋某騎自行車途經韋涌村，見被害女童獨自一人行走，便捂住其口鼻拖到橋底處實施了性侵，后將女童殺害。

“少年犯出獄再犯奸殺案”，引爆了輿論。韋某小小年紀，卻一而再，再而三地以極其兇殘的手段殘害他人生命。為什么這樣的一個人可以得到“減刑”？

首先，韋某雖然之前有過殺人、故意傷害的罪行，但是依現行的《刑法》，這些“前科”將不能使其作為“累犯”來加重處罰。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將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形，從一般累犯的范圍中予以排除，即，普通人在刑滿釋放后5年內再次犯應當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之罪的，屬于應作為“累犯”從重處罰；而未成年人是一個例外，哪怕第二次犯罪時已經成年，只要第一次犯罪時還是未成年人，就不適用“累犯從重”的規定。

學者認為，不予認定未成年人構成累犯，是因為未成年人身心均未發育成熟；即便是再次犯罪，其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未必就較大；此外，“未成年人再次犯罪，并不是法律的寬松，在很多情況下是社會的不良誘惑所致”。

的確，“重教輕罰”體現了法律對未成年人的特殊保護，也是法治文明的體現，但像韋某這樣第一次殺人時，因為不滿14周歲而逃過法律責任；雖然持刀傷人被判6年刑，但那是未成年人期間，不構成“累犯”。立法從保護未成年人利益出發，卻在這個個案中一筆抹殺了韋某的所有“前科”，包括故意殺人這些嚴重暴力罪行（未到承擔刑事責任年齡，并沒有排除殺人的違法性）。立法對于這種主觀惡性極大，犯罪、手段特別殘忍的未成年犯罪，是否應留下“但書”的空間？

其次，未成年人減刑往往“適當從寬”，但是對其“再犯可能”應有科學的評估，要把這道閘門關緊，防止其出獄之后報復社會。

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只要未成年罪犯“能認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規及監規，積極參加學習、勞動的，應視為確有悔改表現”，而且減刑的幅度可以適當放寬，起始時間、間隔時間可以相應縮短。但一方面，對于未成年人服刑人員適用減刑、體現法律人道的同時，對其“再犯可能”應做出科學、全面評估，包括其對受害人、親人的內疚，對社會秩序和法律的認同，有沒有反社會的心理等。像韋某這樣出獄不過兩三個月，就犯下極端兇殘的暴行，這也是提醒其原服刑單位，對于未成年人改造和減刑，不能簡單地例行公事。

的確，中國未成年人保護法規面臨一個“兩難”，這主要源于中國跨越式的法治發展，不同法治發展階段的問題被壓縮在一起了：未成年人保護法規在尚未充分承擔“保護”職能的時候，就面臨“袒護”的質疑。面對這起案件，中國未成年人司法機制應有所反思。

□徐明軒（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