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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大興城建成以后，遠遠望去，鱗次櫛比、高低錯落、秩序井然，又不乏美感，實在是一幅精妙畫卷。

□正是有了充足的供水，生活在都市中的長安居民才得以把篁林幽竹、煙波葉舟這樣的山野美景搬到了都城宅院之中，既有城市生活的便利富足，復享田園鄉村的優雅樂趣。

□壯麗整齊的都城里坊和優美宜居的生活環境還只是一個城市的物質外殼，隋唐長安城所以能夠彪炳史冊、光耀千秋，更為重要的原因是在這里休養生息的人們曾經創造過豐富多彩、輝煌燦爛的長安文化。

《虢國夫人游春圖》

隋唐長安城

隋唐長安城的倡建者是隋文帝。隋朝承襲的北周長安城，其基礎是漢長安，至隋時，此城已有近800年。老舊的長安城街巷逼狹，宮宇朽蠹，“水皆咸鹵，不甚宜人”，嚴重影響和制約了隋王朝的宏基偉業。開皇二年（582年），隋文帝親自部勘了長安附近的地形大勢，謀筮從龜、瞻星揆地、精心選擇，下詔興建新城，城址選在漢長安城東南方向的龍首山。龍首山“長六十里，頭入渭水，尾達樊川”，這里不僅“川原秀麗，卉物滋阜”，而且據傳曾有“黑龍從山出，飲渭水”，黑龍行跡遂成龍首山。總之，龍首山在地理環境和風水寓意上具有無可替代的優勢。開皇二年六月，新城開建，歷時六月，即告竣工。工程由左仆射高颎總領，而具體的規劃、設計則由太子左庶子宇文愷完成。隋文帝楊堅在北周時曾被封為大興公，故新城命名為大興城。大興城“前直子午谷，后枕龍首山”，東西長9700多米，南北長8600多米，總面積84余平方公里。城有南北大街11條、東西大街14條，共分成108坊，里坊布局沿中軸線左右對稱，呈棋盤式，白居易“千百家似圍棋書，十二街如種菜畦”，正是對其里坊格局的形象描繪。宇文愷在規劃和營建過程中，充分考慮并合理利用了龍首原六條岡阜高坡地形，在里坊布局上，“朱雀街南北盡郭有六條高坡，象乾卦六爻。故于九二置宮殿以當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應君子之數，九五貴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觀及興善寺以鎮其地。”皇城兩側南北向十三坊“象一年有閏”，皇城正南東西四坊“以象四時”，南北九坊則取法《周禮》“九逵之制”，皇城以南各坊不開南北二門，以免沖泄帝王之氣。大興城東南角為全城地勢最高處，且高地之間多有凹陷低洼地帶，地形復雜，宇文愷因地制宜，鑿之為池，以厭勝之。在建筑布置及層次上，宇文愷也頗費苦心。宮城和皇城位于大興城北面正中，充分體現了所謂“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的含義，“北辰”乃為天之中心。宮殿建筑規格最高，其規模和高度也自然最為突出，政府官署次之，寺觀和顯貴住宅又次之，最次為普通民宅。可以想象，大興城建成以后，遠遠望去，鱗次櫛比、高低錯落、秩序井然，又不乏美感，實在是一幅精妙畫卷。

但隋王朝并未因“大興城”而基業隆興，它很快就被李唐王朝取代，大興城也因而換了主人。唐襲大興城，取長治久安之意，改名長安城。從高宗李治開始，唐王朝對長安城進行了幾次擴建和改建。先是龍朔二年（662年）修建大明宮，修建的直接原因據說是因為高宗染風濕病，太極宮（隋稱大興宮）低矮潮濕，而大明宮地勢爽塏，視野開闊，可見，修建大明宮主要出于皇帝的生活需求。但在規劃格局上，大明宮地處初九高地之上，突破了宇文愷“初九，潛龍勿用”的“六爻”理論。按《廣雅》，“大明”為太陽的別名之一，取名大明則強化突出了皇權至上、唯我獨尊的觀念。大明宮建成以后，唐王朝又創建興慶宮和夾城復道，長安城政治重心因之東移。唐長安城在平面上的中軸線是朱雀大街，而后來起實際作用的中軸線應該是大明宮、含元殿至大雁塔以至終南山一線，這條線正好位于廣義的龍首原龍脊之上，是為長安城的“龍脈”。

據《管子》所言，建國立都除了川原廣闊，還需水用充足。隋文帝放棄老城、興建新城也是緣于水源問題。龍首原之南為連綿起伏的終南山脈，據竺可楨先生考證，隋唐之時，關中地區氣候溫潤，終南山被郁郁蔥蔥的植被所覆蓋，良好的氣候和植被有利于涵養水源。隋唐長安城所在位置水源充足，除了渭水、涇水以外，尚有毯、灞、灃、滈、澇、潏六條河流從終南山流出。司馬相如《上林賦》曾詠唱道：“終始灞毯，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馀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盡管他所描繪的是西漢時期“八川分流”的盛況，依此卻也不難想象隋唐“八水繞長安”的壯麗景象。為了讓長安居民享用大自然的慷慨饋贈，在隋唐長安城修建之初，宇文愷根據地形、地勢相繼開鑿了龍首渠、清明渠、永安渠。到了唐代，除了繼續使用這三條水渠之外，還開鑿了具有運輸功能的漕渠和增大曲江池水量的黃渠。這五條主干渠道從長安城東西兩面分別把八條河流引入城中，每條干渠又分若干支脈，分別通往宮城、皇城、禁苑、里坊、曲巷等各個部位。長安城內渠道縱橫，呈網狀分布，“八水五渠”遂構成長安城最基本的水利系統，既解決了長安城內的生產、生活用水，同時也補充了城市的地下水源。為了更好地利用這些引入城內的水流，隋唐長安城還在都城里坊和皇家禁苑開鑿了眾多池潭，據考證，現在可知的約有57個。這些池潭有的是為漕運而開鑿，如廣運潭和西市潭；有的則是主要用于滿足人們精神信仰的放生池，如東西市的放生池、大興善寺放生池等；而絕大部分池潭都是供人游賞，它們大都分布在皇親國戚、顯貴豪富的宅邸之內。如果說“八水五渠”是長安城的生命血脈的話，這些星羅棋布的池潭就像串聯在經行脈絡上的一顆顆漂亮的珍珠，它們與“八水五渠”一起將長安城裝點得風姿綽約、秀色怡人。唐代詩人就此寫過很多詩，寫水渠“行云泛層阜，蔽月下清渠”；寫池潭“鳥戲翻新葉，魚躍動清漪”；寫閑觀池水，流連忘返，“坐閱清暉不知暮，煙橫北渚水悠悠”。長安永寧坊前京兆尹楊憑宅內池潭幾經轉手，后為白居易所得，白居易寫詩曰：“何如此庭內，水竹交左右。霜竹百千竿，煙波六七畝。泓澄動階砌，澹濘映戶牖。蛇皮細有紋，鏡面清無垢。主人過橋來，雙童扶一叟。恐污清泠波，塵纓先抖擻。波上一葉舟，舟中一尊酒。酒開舟不系，去去隨所偶。或繞蒲浦前，或泊桃島后。未撥落杯花，低沖拂面柳”。正是有了充足的供水，生活在都市中的長安居民才得以把篁林幽竹、煙波葉舟這樣的山野美景搬到了都城宅院之中，既有城市生活的便利富足，復享田園鄉村的優雅樂趣。

壯麗整齊的都城里坊和優美宜居的生活環境還只是一個城市的物質外殼，隋唐長安城所以能夠彪炳史冊、光耀千秋，更為重要的原因是在這里休養生息的人們曾經創造過豐富多彩、輝煌燦爛的長安文化。皇族貴戚是隋唐長安城的核心，他們所創造的宮廷文化是引領長安文化的典范。從現存宋摹本的《虢國夫人游春圖》，即可隱約窺見盛唐宮廷文化的冰山一角。此圖描繪的是天寶年間楊玉環三姊虢國夫人及其眷從盛裝出游的情景。全圖八騎九人，畫面人物穿著輕薄鮮麗的春衫，桃紅嫩綠交相輝映，人物姿態輕松，馬蹄舉步輕緩。原圖作者張萱用“繡羅衣裳照暮春”的手法表現畫面主題，線條流暢、疏密有致、氣韻流動、雍容典雅，讓人自然感受到一股春光明媚、鳥語花香的氣息。杜甫詩歌《麗人行》，寫的也正是以虢國夫人為首的楊氏姊妹上巳節長安曲江邊出游踏春的景象，其曰：“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微盍葉垂鬢唇。背后何所見？珠壓腰衱穩稱身。就中云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盛唐時期的畫家和詩人不約而同地將神思、筆觸投向同一群體、同一主題，與其說是揭露奢靡，旨在諷喻，還不如說他們主要意在表現一種引領都市風尚的宮廷文化。畫面和詩歌中洋溢的雍容華貴、自信樂觀，不正是長安文化的精神風貌嗎？

長安的科舉考試以及與此相關的士人文化也是引人矚目的文化現象。其中，進士科放榜后接連舉行的曲江游宴、杏園探花、雁塔題名，聲勢煊赫，影響巨大。《唐摭言》載進士曲江宴盛況云：“曲江之宴，行市羅列，長安幾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揀選東床，車馬闐塞，莫可殫述。”曲江游宴后的節目是杏園探花，杏園在曲江之西，北面緊鄰慈恩寺。所謂探花，就是在同科進士中選擇兩個年紀較輕、長相英俊的人，讓他們騎馬遍游曲江附近乃至長安的各處名園，以采摘牡丹、芍藥等當時長安流行的名花為噱頭，賞玩宴游。孟郊詩歌“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寫的正是杏園探花的得意狂放之態。此后就是慈恩寺雁塔題名，《唐摭言》卷三載：“神龍已來，杏園宴后，皆於慈恩寺塔下題名。”新科進士將自己的名字用朱筆題寫在雁塔之上，是非常榮耀的事。白居易中第后，雁塔題名，按捺不住喜悅之情，寫下了“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詩句；劉滄“紫毫粉壁題仙籍”，則簡直把雁塔題名看成是榮登“仙籍”。科考本為朝廷選拔人才的政治活動，最終演變為風靡甚久、遍及士庶的長安文化盛宴。

中唐詩人元稹《西涼伎》有曰：“開遠門前萬里堠，今來蹙到行原州”。元稹詩中寫到的開遠門為長安西城北來第一門，隋稱“開遠”，唐時改為“安遠門”，“開遠”、“安遠”寄寓開疆拓宇、靖邊撫遠之意，此門是唐代“絲綢之路”的起點。《南部新書》說：“平時開遠門外立堠，西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戎人不為萬里之行。”“堠”是古代瞭望敵情或記錄里數的土堆，開遠門外的一個小土堆，唐人竟寄寓其“西去安西九千九百里”的寬廣視野，這不能不讓人感嘆。“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或許正是由于唐人這種開放、大度、包容、恢弘的文化心態，唐朝國威和文明得以四海遠揚，長安城最終成為當時萬國敬仰的文化圣地。左圖右史，追古撫今，長安的文化脈絡得以在眼前漸次呈現，禁不住對過往和未來多了一份向往，也多了一份期許。

（作者系安陽師范學院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