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副部長鄒銘近日表示，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的《國務院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強調家庭的監護責任，個別“只生不養”的留守兒童父母可能面臨多種處罰。2月20日《北京青年報》刊發署名評論《對父母“只生不養”就是要追責》，支持對不履行監護責任的留守兒童父母進行處罰。

筆者也支持對“只生不養”的父母追責，然而，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在現實中，如何追究“只生不養”的留守兒童父母的責任？如果根本就無法追究，或者追究之后，對留守兒童的監護，還是蒼白無力，那么這一規定就無法落實。

在現實中，追究“只生不養”父母責任面臨三方面問題。

首先，如果留守兒童父母給了孩子生活費，但平時卻很少和孩子溝通，了解孩子的學習、思想狀況，這恐怕不能簡單認定為“只生不養”。現實中，這類家長并不少（不但包括一些留守兒童的父母，還有一些把孩子帶在身邊的父母，也主要用物質給予代替親情關愛），這也是最容易讓孩子出問題的一類家長。對于這類家長，最應該做的是加強對他們的家庭教育指導，告訴他們如何監護留守在家的孩子。

目前，地方政府、村（居）民委員會對外出務工人員這方面的教育十分缺乏，不少外出務工者認為，只要給孩子生活費，就盡到了監護責任。在鄉村，應該建立起對外出務工者的家庭教育培訓制度，即所有外出務工的父母，在外出前，必須接受當地政府免費提供的家庭教育培訓指導，通過教育培訓，讓所有外出務工父母，懂得監護孩子的基本方法和途徑。

其次，如果留守兒童父母把孩子口頭委托給親朋照顧、監護，可親朋好友沒有盡到監護責任，如何追究責任？對于留守兒童父母來說，已經委托給他人監護，且已經支付了孩子的生活費用，不能視為“只生不養”；但被委托的親朋好友，只屬于口頭委托，沒有委托協議，他們即便沒有盡到監護責任，也難以依法追究監護失責。

對此，需要政府部門做的是，建立強制的留守兒童委托監護制度，要求外出務工的村民，如果把孩子留守在家，一定要明確監護人，并在村（居）民委員會的見證下，簽訂委托監護協議，不簽訂委托監護協議，不得外出。這才能把對留守兒童的監護責任落在實處。

再次，如果留守兒童父母對留守兒童完全棄之不顧，即便有關部門追究其法律責任，他們也無動于衷，該怎么辦？根據國務院《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對于監護人將農村留守兒童置于無人監管和照看狀態導致其面臨危險且經教育不改的，或者拒不履行監護職責六個月以上導致農村留守兒童生活無著的，或者實施家庭暴力、虐待或遺棄農村留守兒童導致其身心健康嚴重受損的，其近親屬、村（居）民委員會、縣級民政部門等有關人員或者單位要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請撤銷監護人資格，另行指定監護人。這是一項救濟制度，可執行依舊困難——不排除這樣一種情況，有的外出務工人員不愿意履行監護責任，因此寧可被處罰撤銷監護資格。而在撤銷其監護資格后，誰來接手監護，則變為一個燙手山芋。

針對這種情況，應當探索建立針對農村兒童的國家監護制度，即由國家承擔對兒童的“養育”責任。兒童出生后，由國家支付其直到成年的生活費、醫藥費和接受教育的費用，父母只是作為自然監護人履行監護責任，一旦父母無法履行監護責任，則由政府接管孩子的監護。

從我國的現實國情出發，當前還難以對所有兒童都實行國家監護制度，但完全可以從農村兒童開始實施，考慮到我國留守兒童的復雜現實情況，率先對鄉村兒童實行國家監護，是化解現實難題的有效途徑，離開了國家監護制度，通過強化家庭的監護主體責任來解決留守兒童監護難題的構想，極可能中看不中用，難以解決實際問題。(艾萍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