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民政部發(fā)布的年度中國慈善捐助報告，我國高校吸收社會捐贈總額在1997年僅約為6億元，到2014年已達399.45億元。我國高校社會捐贈存在地區(qū)差距大的問題。處于東部地區(qū)的高校獲得社會捐贈的機會多、金額大。中央直屬高校接受的捐贈明顯比地方高校收入多、來源廣。越知名的大學，獲得的捐款越多。總的來看，教育捐贈與學校聲譽、辦學質量、對校友工作的重視程度以及和社會各界的關系呈正相關。

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的“馬太效應”，會制造貧富差距，從公平角度而言，是不好的。然而，高校吸收社會捐贈存在“馬太效應”，卻是很正常的——越是辦學質量高、聲譽好的大學，越容易獲得來自社會的捐贈——搞好高校社會捐贈工作，必須對這種“馬太效應”有清晰的認識，以此建立、完善社會捐贈機制。

哈佛大學是累計接受社會捐贈最多的大學。截至2015年，哈佛大學捐贈總額大約為364億美元。但是，捐贈者還是十分青睞不缺錢的哈佛大學，紛紛把錢捐給哈佛。這似乎和“慈善”扶持弱者不相符：既然哈佛已經(jīng)那么有錢了，其他學校比哈佛錢少得多等著用錢，應該把錢捐給更需要的學校，發(fā)揮更大的效益。可這卻不符合捐贈邏輯。哈佛獲得社會捐贈多，一是因為學校培養(yǎng)的杰出人才多，校友給母校捐贈多，去年，哈佛大學收到了建校379年以來最大的一筆捐款——4億美元，捐贈者是哈佛校友、Paulson&Co的總裁約翰·保爾森。據(jù)統(tǒng)計，哈佛大學的校友捐贈率（捐贈校友占所有畢業(yè)校友的比例）達到48%。二是學校的社會形象好，捐贈機制完善，捐贈者相信，把錢捐贈給學校后，能全部用到辦學中，而不是被揮霍、侵占、浪費。

我國高校累計的社會捐贈還不如一個哈佛大學多，這是有深層次原因的。首先，我國高校對人才培養(yǎng)的重視程度不夠，人才培養(yǎng)質量不高，在學生求學期間，沒有給學生高質量的教育回報。在學生畢業(yè)之后，很少跟蹤、關注、支持畢業(yè)校友的事業(yè)發(fā)展，結果導致只有少數(shù)功成名就的校友捐贈母校，大多數(shù)校友對母校沒有深厚的情感，校友捐贈率很低。我國知名高校的捐贈，大多靠個別校友的大筆捐贈支撐。校友捐贈率是美國衡量大學辦學質量的一項重要指標，校友捐贈率高，意味著學校重視人才培養(yǎng)，畢業(yè)校友獲得事業(yè)成功的比例高，對母校有感恩情懷。高的人才培養(yǎng)質量，會帶來高的校友捐贈，而高的校友捐贈，又會進一步提高人才培養(yǎng)質量，這是校友捐贈最突出的“馬太效應”。

其次，我國高校在接受社會捐贈、使用社會捐贈過程中，沒有完善的機制。經(jīng)常發(fā)生的問題是，在接受社會捐贈時，校方如果回報給捐贈者冠名權，諸如給學院或者教學樓冠名，會引發(fā)社會輿論爭議，甚至有社會輿論稱公辦大學已有財政撥款，不需要什么捐贈，這讓捐贈者不快；在接受捐贈后，捐贈者以何種方式參與辦學、監(jiān)督捐贈資金使用，捐贈資金怎樣公開、透明地使用在教育教學和學術研究中，也不清晰，這種捐贈、使用狀況，令后來捐贈者望而生畏。相比而言，美國高校則有完善的捐贈體系，對于接受捐贈、回報捐贈者、使用捐贈資金等事務，會通過學校的理事會，在聽取師生意見基礎上做出決策，這減少了捐贈冠名的爭議，保障捐贈者的權利，同時把捐贈資金用到辦學之中。

面對這樣的令人放心的捐贈體系，捐贈者當然更樂于捐贈，誰愿意因捐贈而惹出一大堆不必要的爭議、糾紛來呢？誰愿意把錢捐贈給自身財務都不透明、不公開的學校呢？良好的捐贈機制，促進社會捐贈工作，這是高校吸收社會捐贈的又一“馬太效應”。從本質上說，良好的捐贈機制，其實是學校良好的內(nèi)部治理的一部分。

我國內(nèi)地富豪曾大手筆捐贈海外高校，輿論就曾用國外大學已經(jīng)不缺錢，而國內(nèi)高校卻很缺錢進行質疑，這種質疑就忽視了高校吸收社會捐贈的“馬太效應”。越是辦學差的學校，越難獲得捐贈，這就提醒學校，只有辦學獲得認可，才能拓寬社會捐贈渠道。為此，我國高校必須解決的問題是，認真重視人才培養(yǎng)，關注每一個學生的成才、發(fā)展，以及完善包括捐贈機制在內(nèi)的學校管理體系，以此形成一流大學，一流社會捐贈的良性循環(huán)。(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