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口之數(shù)是古代國家社會治理的基礎，因而被賦予神圣意義。《周禮·秋官》小司寇之職，在每年孟冬之月祀司民星，“獻民數(shù)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可是，隱漏戶口卻歷代多有。宋徽宗政和三年，詳定《九域圖志》，蔡攸、何志同言：伏見本所取會到天下戶口數(shù)類多不實。通河北德霸二州之數(shù)，率三戶四口，則戶版刓隱，不待較而知之(《宋會要輯稿·食貨》)。這是從微觀層面質疑戶與口的比例關系。從情理上說，不可能二州之地都是三戶才四口人，這不可能是正常家庭狀態(tài)。歷代為了獲得準確的戶口數(shù)，幾乎不惜一切代價。明洪武三年籍天下戶口，除了頒布戶帖式，規(guī)定隱匿者斬，甚至派出軍隊去點戶勘合。于是我們便可明白有明一代戶口變動的怪現(xiàn)象：“太祖當兵燹之后，戶口顧極盛，其后承平日久，反不及焉！”(《明史·食貨志》)

呂思勉《中國社會史》曾歸納戶口不實的原因有四：設官之疏闊、政事之廢弛、產業(yè)制度之不同、社會組織之復雜。究其實，當以其所言第三點為主：古代田宅，皆受于官。隱匿口數(shù)，是自棄其承受田宅之利。后世則不授田，而徒役其身，征其稅。有丁有田者，茍能漏籍，即同寬免；貧無立錐者，不能免役，且輸無田之稅，孰不欲為亡命之徒乎？其所言后世，當為宋以后。但是，兩千年來仍然有一以貫之者在。戰(zhàn)國時期就有“士卒(此指達到兵役年齡的男子)之逃事伏匿，附托有威之門以避傜賦，而上不得者萬數(shù)”(《韓非子·詭使》)。之所以如此，正因為國家的壓榨要重于私門。可見“茍能漏籍，即同寬免”的情形也同樣存在于宋以前。北魏推行均田制，就是為了將附托于豪門的人口吸引出來，為國家獲取丁口賦役。皇帝作為國家權力的執(zhí)掌者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所謂地主階級的總頭子，皇帝和地主階級之間存在著爭奪人口和賦役的矛盾。地主階級的存在實際上是給貧苦民眾以選擇的可能，由此成為皇帝與民眾之間的隔熱層。于是國家在弱小時，只能以均田制等方式提供優(yōu)惠政策以與豪門競爭，這以六朝時期為主；在強大時則打擊地主階級，迫使依附民歸屬于國家，這以明清為高峰。

天下為公實中華政制之本。君相分權則提供了制度保障。南宋監(jiān)察御史吳獵即上奏直斥寧宗：事不出中書是謂亂政。陛下毋謂天下為一人私有，而用舍之間，為是輕易快意之舉！出身士人的宰相成為對于君權的制度制約。但地主階級的萎伏，使得明太祖以一紙詔書輕易罷廢中書省。此后中華大地便成為錢穆所斥“獨夫專制之黑暗所籠罩”(《國史大綱》)。

(李若暉，作者單位：復旦大學哲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