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至5月懷孕，預產期就是春節前后。對于孕婦來說，除了臨產前的緊張害怕，還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情況：過年期間醫生不夠，無法手術，醫院電腦系統升級無法錄入信息而被拒收……猴年春節，四川省營山縣25歲孕婦周紅就真的親歷了此遭遇。對此，南充市第六人民醫院婦產科主任表示“春節醫生不夠，很抱歉”，醫院副院長則回應“缺少應急預案，要改進”。

醫療是特殊的行業，人命關天，容不得半點猶豫與懈怠，這也決定了只要醫院大門是打開的，便不得拒收病人，特別是急重病人。比如，該個案中孕婦臨產，隨時都有可能面臨危險，因為“拒收”耽誤了救治時間，便有可能發生悲劇。“拒收”行為舍棄了醫療機構和醫生的職責，是對醫療倫理和醫療公益的最大傷害。

當然，醫院電腦系統升級無法錄入信息，乃至春節醫生人手不夠，或許都是事實，但這絕不是不去救治病人的理由。電腦系統不能錄入信息，與醫生救治病人沒有絲毫關系，關聯的就醫手續完全可以等升級后再行補辦，并不妨礙及時治療。至于人手不夠，臨時通知醫生做手術也并非不可行，事實上，該孕婦被拒后轉到另一家醫院，也只有一名值班醫生，通過電話叫來另4名醫生完成了手術。因此，此事歸根到底不是不能，而是不為。

我以為，“拒收”應為醫療職業行為的禁區，面對患者，醫院沒有任何“拒收”的理由。否則，“拒收”就會找到N種借口，系統升級、醫生休假、沒有藥品、無錢墊付……而“拒收”現象一旦泛濫，便會成為損害醫患關系的又一扇“破窗”。事實上，從媒體的公開報道來看，類似“拒收”現象并不鮮見。這些案例，要么是醫院害怕風險，不愿意收治，要么是醫生不愿意作為，有意推諉，但都是把小集體的利益、個人的私利，擺在了公共利益前面，漠視了患者的切身利益，無視了醫療的公益使命。

從這個意義來說，對醫院“拒收”患者，止于道德褒貶層面，作用注定微小。譬如該個案，孕婦被拒，醫院道歉僅限于“說法”意義，自罰一杯不能替代醫院、醫生對“拒收”行為應擔負的代價。這也從一定程度折射出捍衛醫療倫理法規底線的缺失。一方面，醫療法治約束還顯得很軟，醫院“拒收”患者，只有造成較嚴重的后果時，才可能因為構成侵權，而承擔民事責任，不僅成本低，追責的主體也還只是醫療機構而非醫生，這無助于對“拒收”現象的剛性約束；另一方面，當前患者投訴與維權以及評價渠道的欠缺，行政監管的疲軟，都難以倒逼監管力量從醫生從業資質、醫療機構利益等作出匹配的成本處罰。

一句話，醫院“拒收患者”不能簡單道歉了事，不僅行政的監管要介入，問責要跟上，個案之外還要及時完善法規制度。（木須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