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打假人的年齡橫跨“50后”至“90后”。他們的江湖，以發現假冒偽劣商品為目標，以知假買假索賠掙錢為目的。隨著立法的加強，針對制假售假的懲罰性規定加碼，他們追逐的，是“退一賠三”、“退一賠十”甚至更高的利潤。（2月22日南方都市報）

有人說，這是市場監管的“隱蔽戰線”。有人發家致富，有人喋血街頭，有人進化成打假的“狼”，有人把自己帶進灰黑的“夢魘”……職業打假人王海或許只是個傳說，這20多年的民間打假之路，“知假買假是為掙錢不是消費”等論調，依然幻化出一頂頂道德黑鍋，無情向職業打假行為身上砸去。

這些年，有關知假買假，在立法等層面，似乎也有點左右猶疑的意味：一方面，2013年12月9日通過的《最高人民法院審理食品藥品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條明確：“因食品、藥品質量問題發生糾紛，購買者向生產者、銷售者主張權利，生產者、銷售者以購買者明知食品、藥品存在質量問題而仍然購買為由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這等于直接肯定了“知假買假”。另一方面，2015版的新消法和新食安法，對懲罰性賠償增加了“經營者明知”的限制，這實際上又給打假套上了前置條件。在今年的安徽省兩會上，甚至有省人大代表認為“職業打假已經成了少數人通過知假買假牟取暴利的手段，偏離了初衷”。職業打假在頂層設計中的路，并不是越走越寬。

那么，打假能不能職業化？這就像提問禁毒能不能交給“西城大媽”一樣，本質上是個偽問題。打假，只要是依法而為，那么因此而得利，這是合法的收益。就像舉報明星吸毒而獲得獎金，不領是你的情分、領取是你的權益，旁人有什么可以置喙的呢？從實踐來看，2016年1月以來，阿里巴巴集團已經額外新增200個員工組成“打假特戰營”，并面向全社會發布“英雄召集令”，擴充打假隊伍。于此而言，打假是公司化、職業化的。那么，同樣是有償，同樣是打假，難道莊家打假就是大道公益、散戶打假就是自私自利？

有人總有這樣那樣的擔心，說到底，不過是道德潔癖。人性趨利，在打假這回事上，也難免有人劍走偏鋒。不過這也沒什么好擔心的，敲詐勒索早就入刑了，財大氣粗的經營者，在民間打假面前，沒那么“嬌氣”。倒是司法地方化之弊，常在職業打假上設置諸多玻璃天花板，維權比治假要更為不易。

有人把監督舉報貪腐行為當成職業，沒人覺得這是大逆不道的事；有人把打擊假貨當成營生，這就“橫看成嶺側成峰”了？這是個風險社會，打假是需要支付成本的，在懲罰性賠償成為國際慣例的今天，寬縱維權而嚴管商家，這是市場鐵律，更是大勢所趨。打假是為了發財、還是為了公益，只要法治是剛性的，這都不是問題，或者說，這不是道德該操心的私人問題。

在假貨并不鮮見的今天，還是讓“職業打假”少背些道德黑鍋吧。（鄧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