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全國“兩會”召開在即，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經濟學家辜勝阻教授近日接受采訪，前瞻“兩會”經濟熱點。作為資深的“兩會”人物，在談到今年“兩會”經濟熱點時，辜勝阻表示，今年是“十三五”開局之年，“兩會”的特別重要的議題是審議“十三五”規劃，為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謀篇布局。兩會代表委員會高度關注如何按“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規劃“十三五”、如何推進供給側改革、如何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保持經濟平穩增長、如何降低企業成本和鞏固實體經濟基礎、如何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如何提升貧困地區“造血功能”打好扶貧攻堅戰和如何實現綠色發展提升環境質量等問題。

一、 五大發展新理念:指導“十三五”發展的航標

辜勝阻表示，“十三五”時期是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的決勝時期，是十分關鍵的時間節點。同時，“十三五”又將為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打基礎，是前所未有的歷史轉折期，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作用。當前，我國經濟面臨制造業和煤炭去產能化，金融去杠桿化，房地產去庫存化，股市深度調整，環境去污染化的嚴峻形勢，經濟下行壓力前所未有。擺脫困境的唯一路徑是通過轉變發展理念實現經濟的轉型升級和提質增效。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系統全面的“五大新發展理念”，是發展觀在理論上的重大升華，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綱”與“魂”，是下一個五年規劃的發展“航標”，將引領我國經濟發展行穩致遠。五大發展理念是相互聯系的有機整體。創新是發展的動能，協調是發展的保障，綠色是發展的底色，開放是發展的大勢，共享是發展的目標。“五大發展理念”的核心在轉型，著力點是要推進發展方式從五個方面實現重大轉變：從過去高度依賴人口紅利、土地紅利的要素驅動及投資驅動的發展模式轉向創新驅動發展；從不協調、不平衡、不可持續的發展轉向協調發展；從高污染、單純追求GDP的粗放型的發展方式轉向遵循自然規律的綠色發展；從低水平的開放轉向高水平的開放發展；從不公平、收入差距過大的非均衡發展轉向共同富裕與共享發展，實現全體人民共同邁向全面小康。

辜勝阻認為，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是實現城鄉協調發展的關鍵，是創造巨大的消費市場和投資空間，穩定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也是推動經濟服務化、培育創業者和新型農民、擴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的重要途徑。人口城鎮化的關鍵在于農民工市民化。實現2億多農民工完全的城鎮化和市民化需遵循差別化、漸進性和統籌性原則，要實行差別化落戶政策和居住證制度并舉的二維路徑。一是通過差別化的落戶政策，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標準，有序放寬中小城市落戶限制，解決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落戶問題，體現因城而異、存量優先的原則；二是通過居住證制度的實施，積極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與常住人口掛鉤，解決在城鎮就業居住但不能落戶或不想落戶的農業轉移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問題，體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全覆蓋。同時，城鎮化需要優化勞動力供給的結構，提高勞動力供給的質量，需要加快教育特別是職業教育轉型。他說，實現綠色發展，需要推進我國產業結構、能源結構與城市功能及治理結構的深度調整，以改善環境質量為核心，實行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實現發展的永續性。要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產業體系和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現代能源體系，要利用市場倒逼和技術改造等手段提高傳統制造業的資源、能源利用效率，轉變過度依賴資源消耗、帶來巨大環境代價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同時大力推動節能環保產業和新能源產業的發展，延長綠色產業鏈；要處理好技術創新與金融創新的關系，促進節能環保技術與綠色金融市場的有效對接，提升我國綠色制造、節能環保等技術水平，以金融手段激勵企業主動減排治污，解決綠色創新過程中的融資難問題，實現綠色技術創新和綠色金融創新“雙輪驅動”；要發揮好市場機制與政府宏觀調控作用，特別要發揮政府“有形之手”的力量，解決市場失靈的問題，落實政府環保責任，推進國家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要加快修訂和制定綠色發展的相關法律法規，提高環境執法力度，以法治化手段重典治亂、鐵拳鐵規治污，約束各主體履行環保職責。疏解特大城市功能與產業，提升城市環境污染治理能力，防治日益嚴重的大氣污染、水污染等“大城市病”。辜勝阻說，共享發展的主要任務是解決好就業、收入和社保等民生問題，這些問題每年都是“兩會”關注的重大熱點。就業乃民生之本、教育乃民生之基、收入乃民生之源、社保乃民生之依。近兩年，居民收入已經超過了GDP的增長速度，跑贏了GDP，這是經濟增長質量提升的一個很好的跡象。為保持這一態勢，要進一步同步提高居民收入與勞動報酬比重，不斷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壯大中產階層，提高城鄉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增加老百姓的“獲得感”。政府要加大對社保、教育、醫療等民生支出，切實降低企業和職工社保費用繳納比例，實現讓利于民和藏富于民。

二、 推進供給側改革：實現經濟轉型的重大戰略

辜勝阻表示，供給側改革的主要任務是將資源要素從產能過剩的產業中釋放出來，通過創業創新為新興產業輸送更多的勞動力、資本和技術。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結構性困境。一方面，當前煤炭、鋼鐵、水泥、電解鋁等行業面臨嚴重的產能過剩，無效供給過多。產能過剩行業存在的大量“僵尸企業”降低了經濟的活力，也擠占了許多資源。另一方面，供給體系難以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有效供給不足。隨著需求管理的邊際收益逐漸下降，以短期均衡為目標的需求側管理已難以完全適應當前的需要，應更加重視供給側管理。供給側改革已成為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實現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必然選擇。

辜勝阻認為，供給側改革不僅能增強微觀經濟活力，扶持小微企業成長，而且能發揮制度創新和技術進步對供給升級的倍增效應，為中國經濟轉型尋找一種新的動能，促進傳統產業改造升級，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帶動新就業和消費結構升級。要實現中國產業從低端的過剩供給結構向高附加值的創造性供給結構轉變，就必須要充分發揮企業家的作用和重振企業家精神。供給側改革關鍵要淘汰過剩供給，優化供給體系，提高供給質量，使供給滿足消費者不斷升級的需求。一要減少無效供給，化解過剩產能，大力淘汰“僵尸企業”。積極穩妥推進企業優勝劣汰，讓那些本應破產的企業按市場規律消亡，實現市場出清。二要改造落后供給。對傳統產業進行生產技術與管理理念的升級改造，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和工藝水平，促進產業向中高端邁進，提高供給品質，滿足消費者不斷升級的需求。三要創造新增供給。鼓勵企業積極尋找和發現新的消費需求，通過技術創新、產品創新、服務創新來增加新供給，以新供給引導新消費需求。四要擴大短缺供給，加大公共產品供給。一方面政府應加大公共產品供給；另一方面在相關領域減少準入限制，引入新的投資者，加強競爭。

辜勝阻強調，要強化制度供給和改革引領，激發市場主體活力，調動企業家創業、創新、創造的積極性，降低創業創新風險。要優化勞動力、土地、資本、技術等要素供給，提高經濟的增長質量與效益。挖掘微觀主體創新、創業、創造的潛能，改善管理水平，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政府職能要做“減法”，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直接干預行為，把屬于市場的權力還給市場，激發微觀經濟活力。同時，政府職能也要做“加法”，要建設服務型政府和法治政府，營造扶商、安商、惠商的良好市場環境。

三、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對沖經濟下行的關鍵動能

辜勝阻認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是經濟活力之源，也是轉型升級之道，更是當前推進供給側改革的重要抓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是中國版的供給經濟學理論的偉大實踐，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典范。當前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正如1978年的改革開放和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一樣，是通過制度供給和改革引領充分調動起億萬人民群眾的創富熱情。新一輪創業創新浪潮具有四個重要特征:一是“雙創”主體多元化，主要包括：國際金融危機催生“海歸”回國創業創新，精英離職引發創業創新浪潮，科技大企業的內部創業，返鄉農民工掀起新的“草根”創業創新浪潮，政府多策并舉大力推進大學生創業創新。二是“雙創”體系生態化，不僅有頂天立地的科技大企業引領，還有鋪天蓋地的小微企業孵化發展，一些地方成為創業創新人才的“棲息地”。三是“雙創”高度網絡化，互聯網線上與線下共創眾創，基于互聯網創業創新蔚然成風。四是“雙創”關鍵在“創”，核心在“眾”，“眾創”、“眾包”、“眾籌”等新的商業模式、管理機制、投資模式多方面創新相互交織。

辜勝阻建議，進一步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采取以下六條措施。第一，營造“實業能致富，創新致大富”的創業創新環境，推進公共創業服務和市場化的創業服務業共同發展，打造良好創業創新生態，形成“雙創”“棲息地”，讓草根與精英創業者熱情競相迸發，讓初創企業快速成長。第二，鼓勵更多閑錢進入實體經濟，充分發揮天使投資作為創業投資產業鏈體系源頭的作用，大力支持VC/PE等股權投資，探索發展股權眾籌，打造創業、創新和創投的“鐵三角”，實現“三創”聯動。第三，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鼓勵主板、中小板、創業板上市企業面向創業項目并購重組，充分發揮“新三板”作用，把場外多層次資本市場打造成培育創業創新企業的“孵化器”。第四，建立創新激勵機制，促進產學研有效合作，加大創新成果應用示范，鼓勵科研人員向企業“下沉”，促進科技大企業衍生、“裂變”創業，支持大企業內部創新，使創業與創新聯動。第五，培育寬容失敗，鼓勵冒險的創業文化，構建容錯機制，把創業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培養大學生的創業意識和創新思維，提升農民工的創業技能，構建“多形式、多渠道、廣覆蓋”高效的創業培訓體系。第六，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健康發展，要把“好事辦好”，防止誤導，避免“浮躁化”、“運動化”、“泡沫化”等誤區。

四、 “組合出拳”降成本：穩固實體經濟的艱巨任務

辜勝阻強調,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的立身之本，是最大的就業容納器和創新驅動器，是財富創造的根本源泉。企業是實體經濟最基本的細胞，實體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要以企業的可盈利、有活力作為基礎。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降成本”列為當前結構性改革的五大任務之一。長期以來，我國實體經濟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成本居高不下，高昂的成本擠占了企業狹窄的利潤空間。據統計，2015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的成本為85.68元，同期企業利潤率僅為5.76%，利潤總額為63554億元，同比下降2.3%。企業面臨融資貴、稅負重、用工難、隱性成本居高不下等問題，呈現出“未富先高”現象。《2015年企業負擔調查評價報告》顯示，79%的企業反映“人工成本快速攀升”，66%的企業反映“融資成本高”，反映“稅費負擔重”、“招工難”的企業占比分別為54%和43%。

辜勝阻建議，為降低實體企業成本，穩固經濟增長之基，要打好削減實體經濟成本的“組合拳”。一要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在利率市場化過程中重視從供給端發力，完善多層次“門當戶對”的間接融資體系，引導商業銀行加大金融創新力度，采取小微貸款稅收優惠、創新抵押品、設立貸款風險補償金等方式，為實體經濟讓利。規范融資中評估、審計、保險等金融中介服務收費，降低融資擔保抵押成本。推進正“金字塔型”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提高直接融資占比，穩步發展“新三板”市場，規范發展股權眾籌，拓寬企業融資渠道。二要減輕企業“五險一金”支出負擔，削減企業用工成本。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降低社會保險費，研究精簡歸并“五險一金”。“五險一金”占職工工資總額的40%以上，是企業最大的成本來源，其中主要是養老保險費率偏高，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基本費率為28%。2015年，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費率相繼下調。要在保障制度可持續的同時，降低費率，擴大費基。針對困難企業，允許暫緩繳納養老保險費、階段性調整醫療保險繳費模式等。研究歸并醫療保險、生育保險，節約社保基金成本。合理控制企業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幅度，加大職工培訓補貼力度，削減企業用工成本。三要減輕企業稅收負擔。要改革稅收體制，擴大“營改增”試點范圍，進一步提高增值稅和營業稅的起征點。定向采取減稅、降稅等優惠政策，研究針對初創小微企業的低稅率、少稅種的“簡單稅”。四要全面降低企業能源、配套物流等成本，為實體企業創造良好的經營環境。推進電價市場化改革，降低用氣、用電價格。通過改革流通體制，優化運輸方式和路線、開展配載和集中運輸等手段，降低物流成本。五要轉變政府職能，簡政放權，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等隱性成本，讓企業“輕裝上陣”。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利在上游”，對培育企業創新能力、提升全要素生產率至關重要。要進一步厘清政府職能，建立權力清單、責任清單和負面清單制度。清理現有不合理的企業收費項目，規范政府費用征收行為，降低企業“隱性負擔”。

五、 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經濟穩中求進的基本底線

辜勝阻認為，“十三五”時期的金融改革面臨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和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兩大任務。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資本市場作為主要的直接融資渠道，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支撐平臺。當前，隨著經濟增速放緩，金融體系局部風險頻繁顯露。他說，金融風險點多面廣、相互影響，相互傳染，要高度重視當前金融領域的各種風險點，要警惕股市和匯市大幅度波動引發的金融風險，高度關注產能過剩和房地產高庫存對金融體系帶來的沖擊，重視由地方政府債務引發的財政風險和金融風險相互交織，以及影子銀行給金融體系平穩運行帶來的巨大潛在風險，互聯網金融迅速發展使非法集資、詐騙洗錢亂象叢生。

辜勝阻建議，為避免潛在金融風險在近期集中爆發和風險疊加導致系統性金融風險，要加快金融體制改革，完善金融監管模式，標本兼治、“多管齊下”采取應對措施，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為此，一要推進資本市場的健康平穩發展。以法治化和市場化“雙輪驅動”，重構股市生態，要在企業上市、退市、轉板、并購重組、對沖等制度安排上推進市場化改革，在推進注冊制改革的過程中要進行配套制度設計，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加強資本市場法治建設，嚴厲懲處違法行為，建設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協調發展的金融市場體系。二要防范多重風險疊加，把握“去產能”、“去庫存”和“去杠桿”力度和節奏。要更多用市場化方法“去產能”，建立房地產調控的長效機制，規范地方政府舉債，強化政府負債和預算的硬約束，防止局部金融風險轉化和蔓延。三要加大風險排查，建立風險預警體系和應急機制，定點爆破局部和地區風險，構建風險緩釋機制，及時化解處置金融風險。四要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引導并穩定預期，保持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五要規范發展民間金融與互聯網金融，出臺相關的準則和法規，強化風險監管。六要推進金融監管轉型，建立符合現代金融發展特點、統籌協調、有力有效的現代金融監管框架，形成有效的市場風險約束機制，創新和完善宏觀審慎監管工具，實現金融風險監管全面覆蓋，強化預期引導。

六、 增強脫貧的“造血”功能：實現全面小康的攻堅戰

“十三五”時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間節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特別是在貧困地區。中國現有標準下還有7000多萬貧困人口，貧困地區農民人均純收入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58%，連片特困地區與發達地區經濟發展差距拉大，攻堅克難的任務仍然十分艱巨。辜勝阻表示，貧困地區普遍存在產業發展水平低，主導產業不明顯，沒有完整的產業鏈條，勞動力素質不高，生產效率與技術水平較低等問題，貧困地區主動“造血”和自我發展能力較弱，導致脫貧效果不顯著且持續性較差。創新扶貧方式，增強貧困地區的“造血”功能，是實現自主脫貧和長效脫貧的基本要求，也是實現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關鍵。

為此，辜勝阻提出四點建議。一要通過產業扶貧找到扶貧開發的“點”和“根”，鼓勵貧困地區根據自身自然條件、要素稟賦、經濟水平發展特色農業、資源型工業、民族和邊關旅游、勞務經濟等，為貧困人口提供更多就業增收機會。“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以產業發展帶動就業，促進貧困地區人口收入提高，使貧困人口自主脫貧，讓其不僅能“站起來”而且能“走得遠”。二要大力推進金融扶貧，疏通扶貧開發金融血脈，推動金融創新，構建金融機構扶貧的風險分擔機制和補償機制，將各類金融扶貧優惠政策轉化為帶動貧困地區發展的“金融活水”。三要通過教育扶貧特別是職業教育的發展，促進教育資源特別是人才資源向貧困地區傾斜，提升貧困地區勞動力素質，提高貧困人口自我發展能力。要通過大力發展適應當地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的職業教育，增強貧困人口的職業技能，提高就業率。四要通過推進科技扶貧提高貧困地區生產效率，鼓勵貧困地區積極引進并培育科學技術人才，完善配套的基礎設施和政策環境，建立健全科技示范網絡，加強農業技術推廣，推進農業信息化和現代化，促進貧困地區科學技術的吸收以及科技成果的轉化，實現貧困地區的長遠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