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9日獲悉，全國政協委員劉曉莊在全國兩會上提出，要對“奇葩證明”動真格，對那些“設卡添堵”的單位和公職人員及時曝光嚴厲查處。同時，打破部門間的信息封閉，開放信息核對端口也很重要。 （3月10日《京華時報》）

毋庸置疑，對奇葩證明，是要動真格的。從劉曉莊委員所提的建議來看，方法論上也是值得推崇的，只是，當“各地的奇葩證明并沒有壽終正寢，普通百姓依然叫苦不迭”的事實，再次引得兩會關注時，在如何動真格的問題上，或許要有更細致的打量。

任何一個“奇葩證明”，都不是生來奇葩，至少看起來是冠冕堂皇的，而溯源“證明”之最初，因于計劃經濟體制下難以流動的人身依附，一紙證明成為大多數時候唯一可以仰仗的“通行證”。如今，雖已作別那個無證不換的計劃年代，但我們所身處的仍是一個建立在信息不對稱上的陌生人社會，這也決定了在社會的公共管理中，必須有相應的制度設計，以破解信息壁壘所帶來的管理障礙。

于此而言，證明是沒有原罪的，真正讓人情緒不淡定的是，這種看上去頗有哲理意味的“我媽是我媽”、“我是我”式證明，所指向的乃是公共服務中的刻板與冷傲，在所謂“規則”的悍然中，讓辦事者“折騰來折騰去”。部門間牛氣沖天，愛理不理，任由辦事者如無頭蒼蠅煎熬不已，稍有追問，便拋出“規則就是這樣的”，堵得來者無話可說。如此種種，正是公共管理中過于冷漠的“平庸之惡”，成為民眾心頭不可承受之重。

這些“平庸之惡”之所以能奇葩地存在，既因于計劃時代管理慣性，也有權力邊界不清使然，而另一個更值得警惕的原因乃是叢林法則的堅硬存在。叢林法則本是存在于自然界的生存法則，所推崇的是物競天擇和弱肉強食的，換言之，在這種態勢下，規則式微、暗流涌動。于是，我們驚訝地發現，一邊是“證明我媽是我媽”的不容辯說，另一邊卻是“交60元給旅行社便輕松搞定”；一邊是人在“證”途的困頓不堪，另一邊則是“人在朝中好辦事”；一邊是一邊是相互核實、相互推諉下的“死循環”，另一邊則是領導干預下的“特事特辦”。權力戀棧下對利益和權欲的醉心，促就權力人格化下的工具化，制度和規則的正當性，成為以權謀私的合法傷害工具。如此，當公共責任倒置，奇葩證明順勢而生。

這些奇葩證明的存在，所映射的既是缺乏制度的公權力失范，也是現代社會運行中的規則沉疴。而要對奇葩證明動真格，既需要通過明晰權力清單和簡政放權實現權力格局的重建，讓“把為人民謀發展增福祉作為最大責任”成為權力邏輯出發點；也需要通過增強公民話語權和廓清規則實現社會秩序的重建，實現社會最大的公平和正義。（高亞洲）